大衛·艾魯特（以下簡稱“大衛”）；從本成田機場運動中，我發現有趣的地方是它代表著農民與激進分子的聯合。農民開始起來捍衛自己的私有財產，對政府采取激進態度；而激進分子大多從學生時期就是左派人士，基本上都深入地卷入過反對越戰的示威遊行。這一運動到現在幾乎持續了二十年—一差不多一代人的時間。 

　　《社會文本》記者（以下簡稱“記者”）：我們正在思索這一事件的創造性。其絕大多數左派運動從未能夠動員起這樣一個社會基礎，惟一以與之相比的是歐洲發生的生態運動，但也實在發生得太晚，不能夠作如此的聯系……
　　大衛：這是問題的關鍵。這種社會基礎標誌著日本左派的發端。我們今天稱之為環境的、生態的，或汙染的問題都是如此。這一聯合的左派可以追溯到本世紀之初，追溯到安汐（AShiO）銅礦工人罷工。日本第一個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從汙染對礦工生活的損害（現代煉鋼科技帶來的後果）來看待階級鬥爭。政府和工業界都不認為銅的開采帶來的傷害和死亡應該是他們的責任。因此便產生了安汐暴動。在一定意義上促成了日本左派在1906—1907年前後的形成。它開始於這樣的社會基礎，再加上一幫激進的基督教徒。這些基督教徒屬於較早產生的新教，後來逐漸從傳布福音轉向社會問題。這一運動涉及到一些很有名的人物，有些是從宗教人士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有些人開始閱讀列寧的著作。但日本政治左派主要開始於具體的問題上。即使運動是派生的，用來發動工人的思想是從國外引進的，但由於這樣的一些問題及其參與者——礦工、漁民、農民、工人和他們與激進學生的聯盟，這一左派有著貨真價實的真實性。後者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要。另一個重要特點是農民佃戶的激進。在二戰前，在某些城區，共產黨和社會黨就很有勢力。激進運動的發動工作的一個障礙是：為了在日本組織活動，如何處理以前對人民許下的承諾，如何處理人民對小團體的忠誠，這些始終都很成問題。對於工會的會員來講，忠誠應該高於好鬥，這樣，工會才會是大部分公司的聯合，在日本有極少數激進工會幾乎還沒有達到工會的一般要求。如果你是一名日本的工會會員，你很可能會全力支持你的公司。假設你為本田或什麽公司工作，你的重要對手將會是豐田，而不是你自己的老板。因而左派面臨的巨大困難就是如何確立一個日本人能夠認可的真正的階級鬥爭。地主和農民的矛盾是一種，農民的邊緣化是另一種，但同時反對二者是日本群體關系的一個傳統，在過去與叫做gumi的東西聯系在一起：男人去工作、打仗、學習、參加五人隊（一種由關系密切的男人結成的組織，在某些範圍內，這種組織仍然存在）。社團的這一傳統使階級觀念的確立陷入絕望。一個人在反對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時候可以激進，但也應該支持社區的組織。
　　記者：這種組織是從哪裏產生的？是從單獨一個村莊裏產生的麽？
　　大衛：一個小村莊，或一所學校。長期以來，該組織生存下來，並通過強制得到了加強。最重要的一點是日本人在相互關系中很儀式化，即使是在左派中，語言本身把人們按年齡、職業、地域和社會地位大致地分開。舉例說，一個在學校裏年級比你高的人到了公司裏卻沒你的職位高，這一稱呼他的方式就會與他只是個下級的情況很不同。有的人可以走上來，在上級的背上猛拍一巴掌，以提醒他，論年齡，自己長過他。怎樣稱呼這樣的下級才得體呢？就這一稱呼方式也會有好大的爭論。因此，這是一個地位、年齡等所有細小方面的差別都滲透進語言裏的國家，這使左派更加難以開展工作。
　　但是，日本也有一段真正屬於左派的歷史。一戰後，在日本共產黨形成的過程中產生的左派還是有可以誇耀的地方的。
　　記者：是不是像歐洲或美國那樣是從舊的社會黨中分裂出來的？
　　大衛：是。但也吸收了一些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方面更具個性的人，如學者、文人作為新成員加入組織，但不吸納分離前就參加組織的人。馬克思主義者的運動至少是從1906年到大約1926年，在日本最負盛名的大學東京大學開始的。那時叫東京帝國大學。人們在秘密的團體裏碰頭，在經過改造的能藏人的房子和地點見面，這是一種秘密的事情，因為警察總是在追捕他們。
　　記者：在那些日子裏，共產黨還是非法的，是嗎？
　　大衛：日本共產黨直到二戰結束之前都是非法的。但秘密狀態的早期形式大致在日期上要早於共產黨的建立。在組織的早期形式裏，人們以研究馬克思主義文本為中心，建立了一種親密的關系，產生了一批與眾不同的知識分子。他們過去常常從芝加哥查爾斯·克爾（Chenes Kerr）購買大量的書籍。有些還到美國旅行過。共產黨成立的時候，這些馬克思主義的早期組織已經建立了一種很日本化的特殊的左派傳統。你甚至可以加入到最激進的組織裏去——我曾研究過激進派別，他們有時會互相殺害，一些激進派組織接近於恐怖主義。但在組織內部，你會發現他們都清醒地意識到對別人的需要；對待某個個人的問題、需要、壓力等，都有一種幾乎是微妙的與眾不同的感覺。對於日本新左派，這些就抽象為一種對共產黨權力主義的憎恨。但是，即使在30年代和40年代，特別是他們堅持要遵循莫斯科路線的時候，也總是有權力主義的反對派。日本黨有著雙重特點：一部分是共產國際等的特點，但也有些另類的根勉強的傾向，而這些傾向在日本黨內所覆蓋的範圍比我熟悉的任何一個共產黨都要大。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最重要的人物在分裂為黨的路線的反對派之後仍舊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成了新左派的核心。
　　記者：現在你談論的主要是關於戰後時期，是嗎？
　　大衛：是。
　　記者：社會黨和這一時期的其他黨派的情況如何？
　　大衛：這裏你一定得記住，日本社會黨比普通社會民主黨都要更馬克思主義一些。今天真正的社會民主黨是新近從日本原社會黨分離出來的。日本社會黨仍然存在，其右翼比民主社會黨更民主社會黨，但還右不過1950年前後分崩離析的民主社會主義黨，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種極典型的社會民主黨。
　　記者：他們是不是專門用了一個詞來指代我們說的“新左派”。
　　大衛：是的。但要理解這些，你就得回過頭去研究一下。共產黨建立了一個青年團，稱為Gakuren，共產黨在1947年前後重新建立的時候，成立了一個叫Zen－gakuren的全日本的學生組織。這個組織沿著比共產黨更民主的路線運作，有來自各個大學的代表，代表們在會議中必須按照民主原則進行工作，主要組織也是黨在各個大學的各種支部。
　　記者：就像一種社會學的假設一樣，這些支部是否與你前面談到的Gumi有什麽關系？
　　大衛：我不知道，考慮到這種年齡等級體系內男人關系的貼近，我懷疑，他們之間至少存在一種隱喻的關系。人們真正加入黨的支部，或加入新左派，幾乎都是很偶然的事，是因為密切的關系或偶然的碰頭。一個老朋友叫某個人一起去參加一個會，那就可能是黨支部或小組，離開了就等於分離了，這一現象在日本左派那裏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誇張。
　　為什麽全日學生聯合會在1956年匈牙利第20屆黨代會和揭律斯大林主義後，對共產黨不再抱有幻想，而是離它而去？原因有很多。他們也有具體的日本問題要去追求，比如說，朝鮮人總是被歧視，這始終是新左派的一個主要問題。其他主要目標是對阿夷努人的歧視，但那是一個很小的少數民族；被稱為小村居民的——皮鞋匠，實在是一種不能觸動的等級制度。這些問題不能獲得通過，是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是日本人，這是很難以消除的東西。這些問題是日本共產黨首要任務中列在比較靠後的位置。
　　但是也許全日學生聯合會分離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共產黨決定成為一個合法黨，一個國會黨，在那以前它還從來都不是。社會黨是議會中必不可少的黨，而共產黨則處於地下狀態，雖然在向地上的方向努力。新左派是在日本共產黨決定放棄秘密活動，參與地方競選，成為國會第三或第四大黨的時候成立的。
　　全日學生聯合會決定，這是不徹底的革命。它不能充分地說明階級鬥爭的問題：黨在每一個方面都背棄了自己的宗旨。因此，1958他們分裂了，采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行動。過去，相當於美國勞聯一產聯（AFL－CIO）的SOhy。這一大的工會試圖發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美國霸權的群眾示威，但是由於幾個方面的原因很難開展工作：一是美國的占領從總體上說還是相當受歡迎的，它做了很多日本人想要人做卻並不想自己做的事。它很受保守的自由民主黨的喜歡，因為他們取得權力利益的同時，可以說，那些事與他們無關。最重要的是麥克阿瑟改革廢除了地主一佃戶制度，這事是以任何日本政府從未做過的方式發生的。它粉碎了土地不動產，給那些曾很好鬥且農民意識很重的佃戶以社會地位，有些人成為日本共產黨的黨員，有些人成為極端行動分子，成為帶有浪漫、懷舊色彩的反國家偏見的半法西斯主義者——不是現在與三島相聯系的那種個人化的偏見，而是農民武士的那種傳統——真正的家庭在底部，上面是皇室，中間沒有國家的概念，而只是不同等級的家庭—…·這些家庭世界仍然是完整的，可以分為佃戶的世界和非佃戶的世界。最後，這些差異都被土地改革摧毀了，政府負責投資郊區信貸，因為國家在戰後正處於匾乏狀態之中（我總的提一句，因為後面還要講到這方面的內容）。有些農民已經變為激進分子，參加了日本社會黨，或日本共產黨，但即使這些人一下子都不再是農民而成了郊區的企業家，家庭結構也仍然完好無損。所以這是很難發動群眾反對美國權威的一個原因，除非你能訴求於下一代，那是全日學生聯合會的激進的一代，他們從對領空的軍事占領和控制的角度來看待美國人的出現。而天空下面的土地，由於已經回到人民手裏，隨著工業化向鄉村地區的擴展也開始消失。1960年——日本憲法呼籲每隔十年修改一次美B條約——日本新左派才真正開始致力於條約修改的話題。學生發動了成千上萬人，比工會曾設法去發動的人數多好多；在群眾的沖突中，他們包圍了日本國會，迫使首相石井辭職。這是第一次成功的公民參與運動——意味著工會和其他運動的聯合。例如，一個被稱為保衛富士的運動在1947年開始，這是一次由母親們參加的運動，她們抗議一個美國空軍基地建在富士山的山坡上——一系列小規模的運動最後在1960年連成一片，發起了一百多萬人參加的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示威。這是日本真正的反對派。形式上仍然相對原始，但60年代後期和70年代山林佐賀的農民運動仿效並發展了他們的經驗。這就是左派握在手中的法寶，而不是那些被公認的巴黎公社的翻版，日本的左派開始於1958－1960，特別是1960年反對安保條約之後。
　　全日學生會依次地包含有各種傾向。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Bundu。名字借自德國老激進分子邦德，另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現在這些開始在全日學生聯合會外圍活動，建立了他們自己的範圍。逐漸地，就有了三個學生會。既然這些組織已經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專門的學生組織而看成是職業革命團體，他們便把左派看成是秘密的、激進的和暴力的。Bundu都是些嚴重的托派主義者，突然分裂成十個不同的宗派，就像宗教的派別一樣。這些宗派規模都非常小，互相之間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有一種強烈的感情上的承諾責任心。他們在階級鬥爭的世界裏工作。但是既然階級鬥爭總是有，就像是永遠不會有決定性的勝利一樣，因此沒有什麽失敗會是真正的失敗。他們生活在日常策略的瑣碎之中。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一分為二，同時五相向對方宣戰，一個稱自己為中央核心黨，另一個稱自己為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一個發表決議宣布另一個通過了一條法西斯主義的決議，戰術很快就升級為原則，舉例說，原則可以定為列寧主義對托洛茨基主義，或日常細小的戰術問題融合為重大戰略原則。因此，沒有人聽到過的鬥爭要給出一個名字；例如一5·22鬥爭”，這成為一個能指來借代一次大的信仰的鬥爭，直到某個“轉折”事件暴力的到來。當有人被殺，那個人就成為“5·22鬥爭”的烈士，等等。接著，整個事件就成為可怕的制作聖像的過程，有很多對策略的象征進行公開的操縱，把象征作為從歷史和日常事件構織鬥爭的基礎。
　　現在一切這類組織都以這種行動作為特征（毛主義也是如此），某些組織，像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特明確的列寧主義立場（並不反對托洛洪溪．他們從日本共產黨的褻瀆了恢復了他的名譽）。列寧主義意味著你必須回到“將來應該做什麽”才能理解地下黨的真正本質。他們稱自己為真正的列寧主義者，以把自己與恐怖主義相區別。恐怖主義者是那些從這些組織中分離了出去的參加了日本紅軍的人（這部分又分三派）。日本紅軍中最極端和最暴力的部分是一個叫做聯合紅軍的小組織。他們到處搜索，占據山脈，通過餓、毆打、強迫性自我批評等手段殺死14名自己的人以純潔他們的隊伍（大約發生在1971年）。馬克思主義革命黨視這些人力恐怖主義者，即那些濫用暴力的人，或日反對列寧的概念。這很重要，因為，反對向無事般人濫施暴力就構成合法的鬥爭，整個定義已經說明其屬於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一個分支了。這是一個真正不同的組織而不是表面上的不同；因為它有著很多不同的態度和一種責任感，它也允許成員今天去做激進的農民工作，這些人不會把每日的時間花在當恐怖分子上面。他們可能也有暴力的性質，但是他們相信他們代表著恐怖主義活動的對糅立面：他們反對國家，可能用暴力反對國家，但不是對同道中人不加分別地濫施暴力。
　　馬克思主義革命黨分裂產生了兩個關鍵的組織：Chukaku－ha（中央核心黨）和Kakumaru －ha（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他們互相攻擊。核心黨是根據下面的思想而攻擊馬克思主義革命黨的，他們認為：一切社會革命必須在執掌政權之前解決其激進派別的問題，否則就會走向法西斯主義（他們從德國納粹歷史學來的一個教訓）。1978年，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殺害了核心黨的領袖（名字叫本田），而核心黨已經殺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黨34名高層領導人；在這些歷時十一年多的鬥爭中，雙方共有大約77人被殺害。馬克思主義革命黨有大約4000多名成員，核心黨有大約5500人，這些派別都沒參與山林佐賀運動。但是，因為這場戰爭，馬克思主義革命黨不被允許在現場參加山林佐賀（Sanrizuka）反機場運動。今天，據說在現場參加鬥爭的有17個黨派。本來1967年有22個黨派。最初支持農民鬥爭和反機場運動鬥爭的日本共產黨，1967年被農民從現場驅逐出去。全日學生聯合會被一個簡樸的基督教激進分子邀請參加，此人是一個年老的反機場聯盟的領導，一個很有趣的家夥，一個有些名氣的雕塑家，還擁有一個農具商店，他的名字叫井皈友村（Issaku Tomura）。下面是我前面提到的他與原激進新教徒之間的關系。這個人的父親和祖父曾是早期的新教徒，他繼承了反戰的傳統，是一個有很強個性的人。在被警察擊敗之後，他邀請學生會加入。這意味著外部支持，最重要的是核心黨，但也有其他派別。每一派別必須同意遵守農民制定的紀律，組成一個聯盟，反機場聯盟稱之為反機場大聯盟。他們築起堡壘、團結的小屋，後來是真正的除禦工事，以在機場附近建立一個無人區。那地帶變得充滿敵意，使國家即機場孤立於其他社會。那時階級鬥爭是在社會與這個在鬥爭中封閉起來的“國家”進行的，處於一個“活動”的空間，也是一個“符號的”空間。大約有36個這樣的小屋和防禦工事。有些派別保留了一些，住了人，外部來的派別付的錢。核心黨是最重要的，與來自於Bundu的第四國際一道成為兩個重要的力量，雖相互懷有敵意，卻也能相互合作。機場的各派組織都在某種範圍內互相合作。毛主義分子已經分散。
　　當1966年在這一地區建設機場的決定很突然地做上的時候，這一花帶便轉變為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也成為各種各樣問題匯聚的地方。內閣本來決定在別的地方建機場，但是那個地方的農民進行反對並取得了成功。一周後，政府出於各種考慮決定把機場改在山林佐賀。山林位貿是帝國馬場所在地，天皇曾在此地建有一個小別墅（現在還有，正走向破敗）。馬場的大部分現在被征為機場跑道，馬場早在德川時期就是個美麗的地方，那裏的許多人最初都是馬場的佃戶。山林佐賀的交叉路四是遊人們願意停留的地方，從那裏路向小屋和村在延伸出去。有一家歷史悠久的賓館可供他們遺留居住，還有美麗的木蘭花和15000棵櫻桃樹。
　　政府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它可以取得進入這塊土地的便利，像是公有的土地；但當地人被激怒了。這些農民都是以前的士兵，有些還參加過“滿洲運動”。大多數人都為他們在戰爭中做過的事感到震驚，為天皇以這種方式欺騙他們面惱火，發誓再也不會如此不加思考地接受權威。這些早期的經歷促使他們傾向抵制。這就是為什麽家庭一世界的事務如此重要：通過拒絕過去，他們也拒絕了國家至高無上的權威。他們在戰後與國家的主要聯系在於合作運動，這一運動穩定了米價，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支持，通過自民黨政府為擴大糧食生產的政策，也給他們帶來了好處。因此你面對的是這些以前當過兵的人，他們生了氣，因為政府曾經愚弄他們，而現在又來了第二次。所有的人都是經歷過戰爭的一代，即1921一1926年的那一代人，是激進派祖父輩的那一代人，這一代人很重要，因為年輕的激進派已被“收養”，有時甚至擠出農民的孩子（引起了相當大的內在張力）。這種“包容”也為激進派丟掉教條的年齡等級制度提供了一種方式——如果你不上學，不以這一標準行事，不進工廠工作，不在那兒打發其他時間，你簡直就不是日本人，在這個社會上就沒有你的位置。這是一個如此高度控制的社會，有著如此不可相信的自我控制，如果制度崩潰了，或你脫離了這種制度，那麽人們就會暴躁、發火。根據一個人尋求“真誠”生活方式的信仰，這一左派的傳統可以把一個人引向極端的孤立。它給個人以極大的壓力。因此通過被這些農民吸納，激進派以某種方式回到了日本社會，以一種恐怖主義分子永遠也不會接受的方式。
　　更改機場地址的決定於1966年出臺的時候，農民們首先開始攻擊政府，以捍衛他們的土地，拒絕勘察員來到這塊土地。婦女是當中最為激烈的，她們把自己綁在樹上和推土機上，年老的婦女就收集糞便向警察漫撒，這些都是她們從保衛富士運動的那些母親身上學來的辦法。一旦這些開始出現在報紙上，全日學生聯合會派出學生並出現真正的暴力，運動便對日本社會產生了沖擊波。對於激進分子來說，農民就是農民，就是像越南農民一樣的人。這兒是日本的越戰，農民在混凝土的地窖裏儲存了大量的馬鈴薯，激進分子在地下築起了地堡，表達著他們與土地的關系。他們也在地堡之上築起了碉堡，結構像馬鈴薯窖，在推土機試圖要推倒碉堡的時候，可以退到地堡當中去。這是越南人地道戰的方法。這正符合反機場聯盟的要求。要建新機場的原因是東京機場已停滿了美國飛機，堆滿了軍需品。新機場之所以選在山林佐賀是因為這是惟一不會影響到現有航空線路的地方，藍天一14和美國人控制下的整個空中航線已經縱橫交錯。選定這一地點沒有適當考慮已在當地生活的人們。基本鬥爭結合了越南的鬥爭、階級鬥爭、原始積累、雙重產業儲備軍的建立、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東南亞的農民。機場象征著——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在石井被他田取代的時候發生的一個重大轉變，池田政府的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從支持農業轉向支持工業。當石油運來的時候，機場所在的那個省發生的事基本上反映了日本正在發生的事情。過去美麗的農場，現在被可惡地汙染了。自從海中消失了。機場地址的選擇現在損害到農業的最後一些不大的地區。因此，機場就成為反映下一階段政府政策的象征，政府精心制定的目標把1954－1960年間作為原始積累的基礎階段，呼籲要把收入提高一倍。讓農場主積累資本，然後把所有沒有能力的農民趕走——包括所有這些小農場主。有一些家族已在這裏種植收獲，從事農業生產一千多年了。那些當過兵的人，戰後來到這裏，把荒地開墾成今日報好的農田。所以，這種政策被農民和激進分子看成是資本主義正在摧毀日本。所有的問題都一起出現了。水侯市的人們與廣島和平遊行者聯合起來。每一個人都聚攏到了現場。據估計，防禦工事裏的激進分子——指揮這些工事的幹部與各大學、各個工會和公民委員會都有聯系——據警方的統計（警方是很準確的）可能達到幾萬人到100萬人：這還只是真正走出來與使用推土機和吊車摧毀工事的警察展開直接鬥爭的人。警察戴著頭盔，用護網罩住脖子，幾乎是中世紀的打扮。手上戴著沈重的防護手套，拿著碩大的盾牌，他們用盾牌打那些把自己綁在柵欄上和樹上的老婦人的臉。小松村是一個古老的村莊，機場的第一階段工程就從這裏開始。村子裏還有最後一棵孤獨的樹，成了村裏的聖像。有幾個人把自己綁在上面，綁在這片原始森林裏剩下的最後一棵松樹上。警察先是用水槍向他們噴射，接著吊車操下頭來，有人帶著鋸對著樹從空中鋸了下來。當然，同時針鋒相對的戰鬥就開始了。這一次戰鬥中數以千計的人受了傷，有五個人死亡。現在，人們沖出來，占領了碉堡，好讓警察不能摧毀這些建築物，不能夠鏟平這塊土地。
　　記者：今天警方還想摧毀這些碉堡嗎？
　　大衛：是的，讓我來解釋一下今天的問題在什麽地方。第一次暴力沖突爆發於1967年。政府宣布要這塊土地，並開始了勘測工作。為了勘測，他們得先把清理工作做好，因為當地很多地方都是森林。農民馬上來制止他們這樣做。他們先向政府請願，沒有得到答復。政府決定讓警察進駐此地，向農民顯示一下力量。這時婦女們行動起來了。要知道日本婦女還沒有真正獲得解放。農民的妻子是這些小農場裏的苦力，要做農場裏所有的重活。她們是第一批使用激進手段的人。然後，逐漸地，反機場聯盟組織起來了，以村為基礎，每村一名代表，全村的人都很嫉妒那個被選中得到這一特權的人。如果一個村子決定向機場公司出賣土地，那就誰也沒有辦法再做什麽了。但是因為警方是如此粗暴——這個地區大約有27個村子，有七八個村子實際上在機場原來選址的時候就已經卷入了——大部分村莊，即使那些開始被機場分化了的村子，也變為親反機場聯盟的了。對於農民來說，部分問題是他們對家庭和村莊的義務，他們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反機場聯盟，永遠都不是一個個人的選擇。從這一意義上講，這裏起決定作用的是原則而不是政治組織。農民的生活完全不同於激進分子，激進分子是從全區招來的，他們要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以一個廚房為中心，通常很臟，幾乎不怎麽整理，這麽說吧，到處都是以各種各樣的電器、頭盔、牛角、幾百人的睡墊、煮米飯的特大號鍋——一切都相當簡陋。防禦工事內由沈重的木頭築成，有鋼門，鐵絲網——有時，指揮中心會設在一所老房子裏，但是主要建在那些日本人用來作倉庫的小木屋附近，屋外是支架，屋內由膠合板構成。通常有一間漂亮的小屋供領導人居住，人們要進這個房間通常要脫掉鞋子。一旦下了兩，到處都是泥巴。很多戰鬥就發生在這個多雨的季節。各派還是以各派為單位行動，很少有哪個派會提到另一個派。內部的生活是緊張的。
　　警察和機場當局在這個機場建設的第一階段是成功的；在建設第一階段的過程中，所有這些沖突都發生過。例如，在4000米標識處——國際法要求噴氣機起飛必備的標識——激進分子在三層水泥地堡上建起了一座龐大的鋼塔。地堡仍然存在，部分鋼塔也還留在那裏。70年代初，當警察進來拆毀那座鋼塔時，你可以想像那是什麽情景。成千上萬的人出來保護鋼塔。他們從日本各地收集來橡膠輪胎，澆上汽油，點燃它們——投擲燃燒瓶，使一些警察竟變成了人的火炬。每次瞥察成功地把鋼塔拆毀之後，它很快又被重建了起來。至今仍然有一大部分鋼塔留在那裏，如果你走到那裏去看看，你會看到跑道已不足4000米。這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機場。由於激進分子和農民可以隨時不作警告便發起鬥爭，所以它不僅使政府大為懊惱——國際航班進入這種武裝的軍營——而且還迫使警察和政府建了雙層防護欄，周圍布上高大的崗樓，結果看上去伊然像個集中營——上面建了永久性的房子，探照燈不停地搜索，警察用望遠鏡等早已過時的裝備進行巡視。堡壘包圍著機場，只有一面沒有，那裏是一些旅館。
　　這只是機場的第一期工程。第二期工程還沒有興建。政府從農民手中成功地購買了大量土地，價格甚高，但有十二個農民，十二個鼓動者，拒絕出賣他們的土地，因而使第二期工稷擱淺。多美皈代的工作是深認有足夠的家庭主義和村莊主義與這十二人相聯系，阻止他們向政府出售土地。
　　村民生活的親密關系是多美皈代的最大力量。堡壘的緊密聯系是各派別的力量。與此相對的是官僚統治的非個人性，是由機場象征的政府機器以及它所有的裝備和機構。實際上，山林佐賀這個在帝國地產上的道路交叉地，本身仍然相當簡單，非常平靜。有一段時間，我住在路口小教堂的頂層。我發現山林佐賀具有一個鄉間小城的種種便利，即使它被機場的護欄和一個巨大的崗樓切斷。這地方有三處被激進分子圍困起來，他們堅實的小屋和堡壘以其高大的崗樓註視著另一邊警察的崗樓。因此這是絕好的象征。激進分子戴著頭盔，白色頭盔代表中心黨，紅的或黑的頭盔代表其他黨派（根據顏色有時他們被視為無政府主義者，但並不真正如此）。你可以根據頭盔的顏色區分有關的派別。
　　記者：這麽說，仍然有待建設的第二期工程所在地，是充滿防禦工事和房子的那個地區？
　　大衛：是的，它們戰略性地分布在那裏。而且建築也頗有意思，越是激進的派別，堡壘越多；極為常見的是中心黨的那種做法，激進分子像士兵一樣被分派在那裏，他們在那裏一住幾年，然後被派到另外某個地方。
　　記者：第一期工程什麽時候完成的？
　　大衛：機場1978年啟用。原打算那年三月啟用（實際上，最初第一期工程計劃在1969年前後完成），所以你可以想像超出預算多少，單是安全費用就非常可觀。激進分子，特別是中心黨，已經支配了千葉縣火車司機支部（其他部分被馬克思主義革命派支配）。機場依靠這個組織提供燃料。千葉支部（我曾經采訪過他們的領導）非常贊同多美皈代。激進分子還有計劃建設的輸油管的地圖。本來是可能鋪設那種輸油管的，但每次剛鋪設下去，便會被人炸掉。於是所有的燃料不得不用油罐車運輸。由於這個組織千葉支部的成員是火車司機，所以中心黨隨時可以在48小時內使機場關閉；而且他們已經做了好幾次了。雖然有一個不成文的協議不那樣去做，但政府必須行為得當，在反對激進分子方面不能走得太遠。
　　記者：那麽，在這次運動中，這些年激進派或外圍支持者一直沒有什麽損失嗎？
　　大衛：不，當然有。對一種政治運動的生命周期進行推測是很有趣的——這一次持續的時間比任何人預期的都要長。不妨稍微回顧一下計劃1978年3月啟用機場的事，當時第四國際從其在政府建築師辦公室的各種追隨者和支持著那裏得到了一份機場的詳細計劃（不要忘了，學生長大，進入該負責任的年齡段的時候，他們並不會必然地失去對於運動的敏感性，因此，即使日本是一個責任心強，高度保密的社會，有著一群智慧而忠誠的官僚，也幾乎不可能保證秘密的安全。政府所有重要部門都已遭到了滲透）。他們掌握了這些計劃，就開始籌備舉行一次抗議機場計劃付諸實施的大規模示威遊行。這只是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們是怎樣進行這項工作的。多美皈代發動了5000個支持者，聚集在皇室別墅附近的山林佐賀公園。公園看起來要陷入不堪入目的境地。多美版代家族共有大約120個家庭，所以它很小，你知道，但他們發動了所有的支持者。示威遊行隊伍被警察包圍，警察的飛機在空中盤旋。那時的書記是家雜貨店的店主，不是一個農場主，但他是一個很好鬥的家夥，非常強硬。
　　因此，那時停戰協議起著很大作用。大約共有17個組織留在現場。農民組織反機場聯盟已經分化，規模變小。友村先生是整個事件團結的真正象征，他死於癌癥。秘書長——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還沒有能夠補上前任主席的缺。接替友村位置的是一個農民，他拒絕正式成為主席，因為他說沒有人能真正代替友村。他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喝日本米酒直到你站不起來為止。他讓來自別的組織的會員來看他——這種相聚幾乎是無法見到的——他津津有味地說他們永遠也不能真正懂得日本米酒的好處，他們都被喝倒了。不管怎樣，他很有魅力，喜歡添枝加葉地談論一切……這一地區的廣泛支持已經下降，下降到了多少很難說；因為這一運動已經作為廣島反戰運動、反核運動的一部分了。在每一次東京大的遊行中，你會發現鄉間的農民與其他各色人等一起站到了臺上。給你舉個例子，在采訪了幾位農民之後，我參加了東京的一次中央核心黨遊行，那些農民中有兩個正在那裏要發表講話，一個是位婦女，是反機場聯盟婦女團的頭，另一個是石島先生，一位很窮的農民，他發現回答問題有些困難，不是因為他不想回答，而因為他剛從保衛富士的示威中回來，那是母親們的行動，他喝了過多的米酒，把假牙掉在了公共汽車上……同在主席臺上的是來自日本其他各個城市的抗議團體代表，這些都是很能以各種方式給人留下印象的人。我記得，這類派別曾出現在伯克利60年代的示威遊行中，不可思議的虔誠和簡單的頭腦，常與激進好鬥、自我中心和多頭指揮聯系在一起，但這兒幾乎沒有這些。這裏非常強調的是事情的意義，也就是承諾。在艱苦樸素方面，它比老左派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防禦陣地裏的生活是極端艱苦的，幾乎沒有性生活可言。很少有婦女，因為他們認為婦女帶來一種難以控制的成分，但還是有一些婦女的，她們卻非常堅強。農民的妻子們也很堅強，她們可以說下流的笑話，可以愉悅，可以讓人喜愛，特別是他們的丈夫不在場的時候，但是她們還是同樣地為丈夫服務。
　　現在這一運動正在混合進很多其他團體。它不可能再使問題明確而具體。人們從沒如此富足過。農民，即使是這些農民也有了選擇。只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部分時間做農活，部分時間到工廠做工；你真的可以用這種方式賺到很多錢。所以現在已沒有不可避免的階級鬥爭，沒有鄉村農民的鬥爭。這些農民喜歡做全職農民，願意因此而少賺一點錢。有一段時間，運動被賦予了特殊的意義。人們需要物質的空間——掌握國家，創造一種無人的土地，重新限定激進主義和工業化問題。所有這些運動的背後是共同的信念：日本工業發展只不過等於用和平方式重新恢復東南亞共榮圈的老計劃。他們把以顏的付諸武力、現在改為經濟手段推進的日本舊帝國使命的恢復看作是一個潛在的現實。這是公分母，它使很多這樣的人不只是抱怨執政黨，也批評議會政府，這一切是這麽有趣，他們是硬幣的另一面，日本第一的另一面，是圍繞各種問題相聯合的一個穩定的反對派。機場在各種亞象征中恰巧成為最看得見、最具象征意義的一個。它激起了超越制度抗議的問題，很多人強烈地感受到了的民題，這些問題要麽太局部要麽太分散，因而不會引起議會或政府的重視。在你處理得益於成功統治的選民問題、多數派聯合問題的地方，有太多的事不被註意，太多的人被邊緣化了。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議會和民主機制的局限是什麽？我本人恰好對工人參與很驚疑。我曾在南斯拉夫、智利和其他地方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它很可能會成為另一種官僚手段；組織這種參與固然很好，但五年之後再進行管理卻是一場災難。不過日本這種社會參與的情況是不同的。它有一種自發性和持久性。一旦適當的問題被發現，它就會在任何時候發生，帶來各種各樣運動，其實這些本來都可以避免，消化在各種普通的議會選舉中的，不足以強大到作為一種利益團體來行動。因此，在利益集團、工人的參與與超議會的反對派之間的某個地方，你會發現有關這方面更大的意義。
　　記者：我的另一個問題產生於把新左派同像氣象地下組織的人們這樣的小集團與全體大眾之間的關系鮮問題進行類比——這種事在美國永遠不會有……是不免這一運動組織方式有什麽不同？
　　大衛；如果你考慮這些年參加山林佐賀運動的人數，那麽你就得與成千上萬的人打交道，他們都是日本相當有成就的人士的子女，代表著交叉部分的許多特征。舉個例子，人們經常問我，我在日本做什麽。我告訴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會恐怖地畏避，似乎我有某種傳染病。過了一會兒，他們（通常是妻子會重新問及這個問題）說，你知道，“你應該跟我的兒子、侄兒或其他什麽人談談”。每個人都參加過或知道某人參加過……其次，你還得與很多當時有廣泛基礎的激進組織接觸。有一個叫作“京都禪宗”的並不是什麽派別，有大量人參加。“京都禪宗”寬容個人的激進立場，它的成員傾向於成為策劃者或技術統治論者。他們在咨詢公司或政府部門中工作。盡管如此，他們傾向於保持激進主義，珍視他們對這一運動的參與。你可以說，有一大批人有激進的體驗和同情激進派，這很有些法國的傳統。他們很容易被誘惑，但他們保持著激進的精神。他們成為激進分子的理由似乎更持久（不太容易改變），所以當他們在社會內起作用的時候，他們保持著自己的意見。
　　記者：但是你不認為這是由於這次運動的民族主義色彩造成的嗎？
　　大衛：不，我不認為它是民族主義的。正好相反，它是反民族主義的和反資本主義的。它也反美國，反工業化，但不一定反現代主義：他們不是懷舊的，他們不是環境的浪漫主義者，也不是塞拉俱樂部那一類型的。這一較大的群體不同於派別本身，但都認識派別中的人。派別的成員都來自於同樣的家庭和大學。實際上，公務人員也是如此——很多人都有著相同的素質。
　　日本的新左派運動是建立在舊的對抗論的基礎上的，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很多人都反對國家。即使保守的方式也必須反大公司、反官僚、反資本主義、反資產階級，有些法西斯的成分在裏面，盡管不一定是法西斯主義者。今天發生的事情是新右派（例如三島現象）已逐漸變得更強大了，下一代學生就是今天這一代，已逐漸滑向右派，與有些右派人士的轉向左派有著相同的基礎。大的不同的是民族主義或重新軍事化。老一代包括這些新左派分子的父母有著某種恐怖的反映，很多人不想看到這種事發生。有很多反國家主義走向極端右派，也反議會。因此，在它衰落的時候，人們有一種感覺，新左派比以前更容易接受了。它擁有更穩定的特點。它的力量不取決於它的受歡迎程度和加入該組織的人數。
　　這還有另外兩種後果。一種是它使左派擺脫恐怖主義。日本紅軍的三個翻版已經完全被摧毀。即使那些遠赴貝魯特的人，特別是聯合紅軍，他們的重要理論家已經在巴黎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承認現了很多錯誤，他們頭腦簡單地期望發起一場革命。這一被稱為日本阿拉伯人的群體，可以相當殘酷，他們與在以色列向機場掃射的人是一樣的。我遇到過一些這樣的人。今天，我要說他們對他們的過去感到很不自在，感到自己孤立於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那些當年在山區藏在山洞裏的人，今天如果不死的話，差不多都在監獄裏度日子。相反，新左派可以是暴力的，但它不是恐怖分子。
　　記者：另一個基本問題將與消費主義和日本美國化的到來有關。美國化到什麽程度將會引入一種媒體政治（恐怖主義經常被用這些詞來解釋）？到什麽程度會使這種運動與美國或消費社會的反傳統文化有根本的聯系？
　　大衛：它並不像美國的反傳統文化。我想把它描述為老左派各種特征的混合，有著驚人的真誠和相當程度的個人尊重，還有實際經歷的共同生活：為了在某種事業框架下集體生活，他們放棄了很多東西，而不只是聚在一起放蕩，沈湎於批評的歡樂。舉例說，幾乎談不上吸毒，幾乎從未聽說過；也很少飲酒；如果你在這些共處的小屋裏喝酒，那就一定要在晚飯和會議後。
　　記者：他們是怎樣過文化生活的？他們聽音樂嗎？他們對政治劇感興趣嗎？
　　大衛：不，很少。第四國際的知識分子領導者受過很高的教育。其他大多數人並非如此。你必須記住他們長期生活在警察的監視之下，雖然不是逃犯，但總是感到自己會被騷擾。他們可以很有文化，很有教養，願意談論有關文化的問題。在社會生活的隨意化過程中，特別是在美國反傳統文化抹殺個性的特點面前，不管他們將看到什麽，他們都不會有所作為，在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很日本化。
　　記者：但是就最廣義的文化而言，舉個例子，既然他們與農民一起工作，他們對農民文化感興趣嗎？或者他們根本對文化就不感興趣？
　　大衛：很少，而且不是真正的激進人士。外圍人士感興趣，如記者，職業藝術家。舉個例子，小川公司拍了一部極好的電影，片長差不多四個小時。故事集中發生在一個小村子裏，片中都是遠景鏡頭，農民的臉，很有風格，幾乎就是一部能樂劇。可以說，人們只是摘下了面具。片子拍得很好，雖然可能不吸引美國的觀眾，因為影片有長時間沒有聲音的片段，讓人困惑，故事進展也很慢。日本人完全迷住了。但是在激進分子當中，對文化幾乎沒有什麽偏見；我曾經翻譯過一些刊物，很像是工會的刊物——它們討論一些實際的事情，遊行、示威、罷工，但是幾乎沒有文學或文化的甚或歷史方面的內容。至於日外的支持者，那些人傾向於很好地生活，報傳統地生活。有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和唱片集。了解爵士樂，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講，他們是文化人。但是他們確實對作為語言新形式的文化、農民信仰或其他此類的東西不感興趣。無論如何，農場主不適合於農民這個範疇。他們實際上是小農商人。
　　記者：接下來一個相關的問題是日本的女權主義及其在這類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
　　大衛；當然，日本的女權主義的力量還很薄弱。在這些運動中也有個別的女權主義者和女強人。但女權主義運動本身還沒有得到很多支持，還沒有引起什麽問題。你知道知識分子已經廣泛地發動起來了，在各種事業中出現了很多女教師、女教授、女作家和女活動分子。山林佐賀的運動試圖喚起婦女的意識，而且，它也確實鼓舞了激進的青年一代。

　　　　　　　　　　　　　　　　　　　　　　　　　　　　（張振成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