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憲:文化研究:為何並如何?(6)

四、文化研究的命運 

最後, 我還想談談文化研究未來可能的命運。 

這個問題好像有點不著邊際, 其實是有感而發。如前所述, 文化研究本身,並不是一個嚴整的知識系統, 並不是一個邊界分明的學科。毋寧說它是 “ 非學科 “ 或 “ 反學科 “ 的。

它是對體制化和學院化的權力 / 知識共謀構架的顛覆與反叛, 意在恣肆縱橫不受拘束地切入社會文化現實問題。但是, 在今天高度體制化和行政化的學術機構中, 文化研究的命運會如何呢?


如前所述, 當今高度體制化的學術研究, 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性和顛覆性, 使它歸順為某種符合現行學術體制,和規範的 “ 馴順的知識 “ 。它在課堂上被講授, 作為教材翻印出版, 作為學科加以建設, 作為學術論文發表在專業雜誌上, 作為職稱晉升的籌碼而轉化為文化資本。

文化研究的 “ 反學科性 “ 正在被 “ 學科性 “ 加以規訓。也許未來的學科目錄中會有文化研究的學科, 它成為學位點或學科點, 進而被規範在特定學科的知識系統框架里, 淪為只有少數專家學者進行交流的密語。

一方面, 我們要問, 文化研究會不會成為書齋案頭的擺設, 失去了與現實社會和文化的密切關聯? 另一方面的擔心是, 文化研究如何防止,蛻變為它曾幾何時所痛恨的玄奧學理, 只限於操演專業術語和命題概念的專家小圈子?


在現有的學科體制和規範中, 文化研究的確有變成,它努力要顛覆的權力 / 知識共謀犧牲品的可能性, 文化研究也許會在改變自己品格的同時,反過來強化了權力 / 知識共謀關係。

導致文化研究危機的另一個潛在原因是文化拜物教, 文化研究知識生產與文化產業化之間的某種共謀關係。假如說文化研究落入權力 / 知識共生關係之窠臼,具有某種知識政治學意義的話, 那麽, 文化研究演變為文化產業的贊美者和吹鼓手, 則揭櫫了它蛻變為知識經濟之附庸的可能性。今天, 文化產業以其難以抵抗的力量,在征服許多此前與之無關的領域, 從藝術到學術, 不一而足。


我們知道, 文化研究的內在動力來自於,對當代社會現實和文化的強烈批判性, 來自於對消費社會商品拜物教,及其意識形態的去魅分析。但是, 文化產業, 尤其是媒體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強勢地位, 常常逼迫文化研究就範, 轉變為文化產業及其商品化和拜物主義的闡發者, 淪為文化產業強勢霸權和商業戰略的推手。

今天, 在文化研究名目下,展開的許多研究課題, 特別是那些得到了文化產業恩惠資助的項目, 日益呈現出與媒體和文化產業共謀的特點。它們在闡發文化商業化和產業化合理性的同時, 為文化產業進一步的征服推波助瀾。

在這種狀態下, 文化研究一方面失去了,本來所具有的批判性和對抗性;另一方面, 它逐漸蛻變為知識/商品共生關係的產物, 成為推銷商品和牟取利潤的 “ 思想庫 ” 。

確保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是恪守文化研究,而非文化經濟研究的關鍵所在。當文化產業及其商品拜物教吞噬批判性的復調時, 文化研究將不再有文化! (愛思想2010-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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