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貢·喬治

我的朋友喬治·菲貢三十五歲，這時他獲得減刑釋放。在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之間，他在監獄裏度過十四年又七個月。在他的故事裏總有點什麽始終讓我受不了，那就是他的結局，他的死。我這裏是舊事重提，想講講這個人。當菲貢獲釋得到自由之後，曾經有幾個星期是幸福的。突然一下，又出了問題。有一天，煩惱降到他頭上，從此不論在哪裏總是糾纏不去。一點辦法也沒有。一直到他死，死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是讓警察局把他處死的。菲貢是因為絕望才死的，他知道被捕坐牢這種事轉移到監獄以外，釋放對於他一無所用，也沒有可能向沒有進過監獄的人講這種事，監獄，這種剝奪，就是這麽一回事。菲貢從弗雷納監獄出來，即陷入無法改變的孤獨之中。我們聽他談，談幾個小時，幾天幾夜但是我們激動情緒一過，這個總在糾纏菲貢的故事也就從我們這裏煙消雲散，這種情況他並不是不知道。因為親身經歷其事的人與聽他講的人兩者之間無疑必須有生活上的共同點才行，譬如工作，職業，道德，所從屬的政治，等等。菲貢，他一直在寫一本關於監獄的書，如果是那樣，他的讀者也必須是他認識的監獄裏的犯人。監獄與自由生活之間盡管有關連，但沒有共同點，相似性，甚至相去甚遠。以至睡眠也各不相同，閱讀也是相異的。如果說菲貢是幸福的，那是在他坐牢的時候，他在監獄裏曾經擔任圖書管理人，籌劃寫一本關於牢房有如侵入私室進行盜竊的書。寫這樣一本書，在他看來就必須改變社會。菲貢失敗了，因此只有死去。他的死是因為未能把他對監獄的認識傳布給其他的人。菲貢把禁閉在監獄中的人日常生存狀況作了極為精確的描寫，凡他所住過的監獄全部組成人員中第一個人，從法官一直到檢察官全部法國司法機構的Curriculum vitae①，他都了解。但無濟於事，沒有用。壞就壞在菲貢對有關事件的那種忠實的誠摯，菲貢的純潔，那是無疑的。他深深陷入事實的真相、現實的泥潭不能自拔，他是被毀了。如果菲貢避去自身的經驗，另行設計，特別是去掉個人色彩，也許他不會絕望致死。他應該運用手段，為了別人把自已經受到的一切加以改裝。他每天過的自由生活反把他拖回到監獄的日常生活。他怕的是遺忘。毫無疑問，在監獄的現實中有那麽一種類似接受考驗加入教門和我們這些所謂“體面人士”所要求的考驗的確完全不同的測定標準。有關細節我還想得起來。甚至一個微不足道的要求也必須大吵大鬧、威脅、耗費時間才能獲得。三十年以來，監獄裏始終沒有電視機、收音機，我相信只有香煙可以賣給犯人。僅此而已。
　　　
　　①拉丁文，本文意為履歷。
　　　
　　寫好上面的文字重讀一遍，我還想再寫幾句。我說菲貢從來不曾感到幸福除非是在監獄裏面——我還應該補上一句：取得自由以後他期待的仍然是監獄裏的那種幸福。自由，他在弗雷納監獄倒是體驗到了。不在監獄要體驗自由的幸福，幸福也就喪失不存在了。事情可能永遠都是這樣。

瓦文薩的妻子

　　我把新聞記者看作是話語手冊，制造話語的工匠。新聞只有按照激情的方式發揮出來才說得上是文學。庫爾諾的文章早已列入戲劇討論方面最好的一本書。有時，在一份日報上，也會意外出現一篇文章，特別是在司法或社會新聞欄目上。有一位塞爾日·達內，也許在有關網球運動方面，他可說是一位作家。塞爾日·朱利也是一樣，他的文章出手很快，的確是一位作家。還有安德列·方丹。
　　有一次戈達爾在“七日談”節目中發表談話，說的是他對電視記者的想法。你還記得：那是關於瓦文薩獲諾貝爾獎的事。瓦文薩的妻子代表她的丈夫到斯德哥爾摩去領獎，她的丈夫遭到波蘭政府禁止不得前往；關於這件事戈達爾對新聞記者說：“瓦文薩的妻子前去領獎，她當時處在畫面的中心地位，你們，電視臺記者，在他們電視屏幕上出現了一位十分美貌的女子，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你們，你們卻被隔開一個距離。但你們為什麽被隔開一個距離呢？甚至你們也並不知道。我說：那也許恰恰是因為她非常美麗的緣故。”戈達爾還加上說：“因為她不是一個人體模型，也不是一個女明星，她們的職業才是讓自己展覽的。”
　　戈達爾說了應該說的話。
　　這位年輕的波蘭婦女代表她的丈夫親自去爭取那樣一份獎勵，確實是一個美妙的想法。事實上，那種事本來可以叫人厭煩死的。頒獎儀式全部過程。人們所能等待的是就近一睹這個女人的風采。這種事還不曾發生過。有關這一點，是十分奇怪的。似乎有某些鏡頭焦距、某幾個角度在新聞報道中是被禁止的。似乎為了不要讓新聞報道失效，倒黴，就只能從這麽一個固定死的途徑去搞；僅僅以表現瓦文薩的妻子出場為原則，不表現她的美。
　　一項真實的信息本應該把這個女人展示出來，因為瓦文薩的妻子就是這樣一個女人，瓦文薩所愛的女人，這是比瓦文薩還要多出一些的什麽。他的女人，在那一天，那無異就是允許你上溯一切、追溯與她密切相關不可分割的事實全部的一份證書。好比一座森林，是不可能和一個從中穿行而過的人相分割開來的，也可能是在被殺死之前穿過森林的，又好比是一襲裙衣，一頭長發，一封信，巖穴深處的一片印跡，電話網絡中一次說話聲。一項真實的信息，既是主觀的，又是觸摸得到的，是一個已確立的形象，寫出的或口頭的，又永遠是間接。
　　有時我還想到那種傾向性的新聞報道，盡管已經雕敝不堪，卻也可說是很好的新聞事業，至少它改變了愚昧，它讓人會懷疑對有關事件的那種說法。人們去看它，正是為了去糾正它。人們借此可以建立自己的主張。我講到這件事說來真是可悲，在電視為攻擊斯德哥爾摩和波蘭那匹小馬竟搞出如此惡劣手法。瓦文薩的女人啊。

電視與死亡

　　這是由米歇爾·富科的死引起的；米歇爾·富科死了。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人們在電視上看到有關他在法國學院講課的報道。他的聲音幾乎聽不到，只有隱隱約約吵吵聲。聲音本來是存在的，但被記者的聲音掩蓋下去了，記者說那就是米歇爾·富科在法國學院講課的聲音。過不久，奧爾森·韋爾斯死去，照樣再來一遍。人們清楚聽到一個聲音大聲說你聽到這聽不清的離得很遠的聲音是剛剛去世的奧爾森·韋爾斯的說話聲。這已經成為每一次著名人物逝世的例行公事了，逝者談話的形象被記者的聲音覆蓋淹沒，記者說人們聽到的就是剛剛去世的某人某人的聲音。這無疑是有關部門主管的一大發現，讓記者與死者同時講話，為繼後播放節目省出一分鐘的時間，節目也不一定是體育節目，而是其它不同於一般的、消遣性的、有趣的什麽東西。
　　在法國，我們簡直無法與電視記者接近，無法對他們說：搶在面帶戚容的微笑確定時刻前面以氣象預告容光煥發滿面微笑作為抵押來加以炫示，那是不應該的。也是做不不到的。人們只好另辟蹊徑，如做出兩種神態之間的某種神態，一種什麽也不是的神態。設法讓報道形成一個非同尋常的事件，也是做不到的，盡管上司有這樣的要求。但是職責所在，無論如何都要求保持心情愉快。報告地震，黎巴嫩兇殺，著名人物死亡，大客車發生車禍，愉快心情也只好丟開不顧了，你呀，你居然還急於尋找喜劇性新聞呢，對於車禍的喜劇性報道，你自己就會笑破肚皮。要是這樣，你可就完蛋了。你夜裏休想睡得著。你說了什麽，你自己明白。弄出徹頭徹尾的滑稽電視新聞，你就會把情緒搞得一落千丈。
　　除重大事件如名人死亡、諾貝爾獎頒獎、議會選舉以外，在電視上一般也看不到什麽。沒有人想到電視上去講話。講話講就是了。這就是說：不論什麽事，譬如一條狗被壓死，也會讓人浮想聯翩，創造性地移想於宇宙萬物，人們有這種奇怪的靈智，而且普及面很大，這就是一條狗所能引出的效果。應當說，我們是顧客，電視機買主，納稅人，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電視上的失誤和事故，於是政府人員和月薪上千萬的記者跑出來講話了。希拉克①在1984年書展開幕式上說他讀詩是因為詩短小，對經常乘飛機旅行的人十分適用，還有一個什麽人宣稱黑白電視在某一規定時間開播最好不過。我也曾在電視上聽到說起《廣島之戀》②，阿·勒內和雅克莉娜·迪瓦爾的著名影片。我還聽到談及《英國情人》③，由著名女演員馬德萊娜·巴羅爾主演。”這個羞怯的小姑娘不久前也去從事電視演出了。
　　　
　　①巴黎的市長，曾任總理。
　　②作者1960年發表的電影劇本。
　　③作者1967年出版的小說，1968年出版的劇本。
　　　
　　人們不停地聽那些不扮演什麽角色的人說出本色語言，聽他們討論時事，如果是這樣，電視也許就讓人無法接受了。他們不可能有什麽變通，稍稍拉開一點距離，總是本色，過分的逼真。你只有在電視機前正襟危坐。當有些記者準確談到我們所希望了解的1986年12月令人驚嘆的大學生罷課前途將是如何，人們都在為記者捏一把汗。人們真想熱烈地擁抱他們，給他們寫信。他們的聲援和學生罷課運動匯合成為一體了。這種事是前所未有的。1986年12月在法國就出現過這樣的情景。全巴黎都在談論這件事，就像談論罷課一樣。這的確是某些日報的一個偉大節日，直到帕斯卡和寵特羅①放出他們的警犬。
　　　
　　①官方警特人物。

說來話巧

　　我的母親最怕公職人員，長官，財政局的人，衙門的門房，海關人員，所有叫你守法的人，她都怕。窮人的精神狀態這種痼疾總是讓她不斷地出差錯。這種毛病我也未能完全擺脫。經過學校幾次口試，我母親那種害怕心理我倒是給剪除了。每次口試取得成功，克服貧窮家庭那種痼疾就向前推進一步。說來話巧。真像是我在同那個準備把我消滅掉的社會進行殊死搏鬥。歌唱家、演員不能不和觀眾融為一體。人家出錢，目的就是聽你唱、聽你講，為了生活你必須“有”這些敵人。控制話語，鼓動劇場，一經做到，以後也就暢行無阻了。有人認為你有責任不要讓跑來聽你的人失望。不過，還不夠，還要加上一點，必須把審判你的那個人幹掉。

綠牛排

　　不，我從來不怕得罪這些人。可是我熟悉的人，人人都怕，怕失去他們，我可不，我偏不去討好他們，我要讓他們知道，並不是人人都非由他們擺布不可。去買一塊牛排，他們把“牛排好看的一面”紅紅的拿給你看，我要求：“請把另一面給我看看。”他們回答說：“我把另一面拿給你看，是同一塊肉……”於是他們把第一塊放開，看不見一面朝下放歸原處。那天我從醫院回家，仍然是肺氣腫病發作，我就讓揚去給我買一塊牛排，我想吃點肉。揚見了商人什麽都不敢說，不論要他怎麽他都可以忍受，包括下毒他也不出聲。那天他就舉著一塊發綠的牛排回來了。是一塊已經發綠的肉。我拿起來給他看。我對他說：“你一句話也不敢說？”他說：“是，我不敢。”我忍不住。我哭了。我對他說：“你聽著，這是我從醫院回家第一次吃飯，你把他給我扔掉，再去買一塊。”他說：“我沒有想到。”我哭也哭不下去了。我拿起那塊牛排，丟進垃圾箱。我都氣瘋了。牛排竟是綠的，我氣得臉發青。等他回來，準備和我一起吃飯，我就從垃圾箱撿出那塊牛排給他放到他的碟子裏。他走到桌前，看見那塊牛排，嚇得大叫，最後他又把它扔回垃圾箱。飯桌上，就不見他蹤影了。
　　講到一般待人接物，我還有一種怪癖。就是和臨近的人如何說話，特別是在飛機上。我說是要人家回答我。如果回答，他可以安心，我也放心。我談談風景啊，或者就風景一般地說一說，在飛機上，同樣是可以談風景的。在火車上，和不認識的人談話，我就講講大家看到的事，談談風景，說說天氣。我常有一種要說話的願望，很迫切，很強烈。
　　有一次，在飛機上，我正好和一位先生坐在一起，他不答話，不論談什麽問題，都是一言不發。我也只好作罷。我對自己說，在他看來，我這個人一定令人不快。他並不認識我，這一點我頭腦裏想也沒有去想。可是當他離去的時候，他對我說：“再見，瑪格麗特·杜拉。”他不願意和我談話，果然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