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孩子方面，伊麗莎白有自己的一套。為了不讓孩子們被寵壞或過分放任，她為孩子們制定了較高的標準，並要求他們努力達到她的要求。她每次都監督孩子們做禱告，去教堂做禮拜；她經常帶孩子們整修花園，打掃自己的房間，並讓孩子們親自動手照顧屬於他們自己的馬匹；她要培養他們擁有良好的基督徒的價值觀和責任感；她讓孩子們自己選擇勞動種類和方式，然後計件從她這兒領取相應的報酬。在這些教育過程中，伊麗莎白很少遷就孩子們，她後來說：“在那些日子裏，他們可能全都認為我是一個舊式的、殘忍的母親，但我認為他們現在能真正體會那樣做的好處。”

對於唯一的兒子默多克，“望子成龍”的母親伊麗莎白迫不及待地想讓他變得堅強起來，以糾正他在父親基思寵愛下養成的任性和嬌氣，於是她決定施行一個“鐵石心腸”的計劃。她專門為小默多克在花園裏蓋了一間小木屋。除了寒冷的冬天，默多克可以和父母姐妹們一樣在大房子裏睡覺外，從春天到秋天，每當太陽下山，全家吃完晚餐，讀書看報後，伊麗莎白就開始勸說小默多克去花園的木屋裏睡覺，這樣堅持了好幾年。

每當基思於心不忍，想讓默多克搬回大房子睡覺時，伊麗莎白總是說：“我認為在外面睡對默多克有好處，這是很好的鍛煉。他不只是適應這些樹，還要適應自然界的黑暗，適應獨處，這會讓他更勇敢些。”

默多克認為這段經歷是他童年時代母親的“神話集”的一部分。克魯登農場的夏天是非常熱的，而默多克的小木屋事實上是一個“美妙的小房子”。它有電燈，有一張床，有螢火蟲，按那個時代的標準，可以說是很完美了。對默多克來說，小木屋很棒，他從來沒覺得有什麽不好。

伊麗莎白認為，這種經歷至少可以鍛煉默多克的適應能力。事實上，默多克日後的表現也證明了母親的“試驗”在他身上發揮的效用。他能適應各種各樣的公司，適應各種職位、各種環境，他對事物有很強的鑒別能力，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面對何種復雜局面，他都能及時地調整自己以適應變化的世界。

默多克談起母親對他的影響時也說：“是的，我想她的嚴格要求使我懂得了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財富要靠自己去創造，自己的事情應該自己去完成。”

實際上，默多克父母大部分時間專心於他們自己的工作，沒有太多的時間關照孩子，默多克和姐妹們更多地受到了保姆南尼·拉塞爾關愛和影響。

南尼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從這個家庭建立開始她就一直和他們在一起。她就如默多克家孩子的母親一樣，無微不至地關心著孩子們的起居生活。每天一大早，她把四個孩子從床上哄醒，安排他們吃早點，帶他們去花園玩，講述澳大利亞古老的故事。因為母親伊麗莎白太忙也太嚴厲，所以四個孩子每天都纏著南尼。伊麗莎白後來也說：“她對孩子們有很大的影響。”就是在這種環境中，

默多克和姐妹們度過了幸福快樂的童年。

成長歷程

在這裏，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愛好自由，喜歡情報的刺激。

—默多克談到牛津時說

1.孤獨的孩子

隨著漸漸長大，默多克自由自在的生活終於要結束了。

1941年，在默多克10歲的時候，在母親的堅持下，他被送到一所寄宿學校—吉隆文法學校。吉隆文法學校位於墨爾本西南的海邊，冬天，刺骨的寒風幾乎可以穿透一切，對於默多克來說，這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

吉隆文法學校是一所貴族寄宿學校，位於離墨爾本西南50英裏遠的科裏奧灣。這所學校的老師們都飽學多識，學生也多為富家弟子。在這裏的生活是默多克一生中的重要時期，形成了他的許多性格因素和人生觀點。

吉隆文法學校是一個斯巴達式的學校，校長詹姆斯·達林爵士是一個盡職盡責的校長，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與伊麗莎白對孩子們實行嚴格管教一樣，他的教育方針也是“嚴教”。他的目標是通過強烈的自我約束意識和社會責任感使學生變成基督徒。

當時，父親基思反對這個安排，認為孩子還太小，無法照顧自己，送到寄宿學校就讀無異於讓他去受苦，但母親伊麗莎白絲毫不讓步，她說：“我認為寄宿學校的生活能教會他如何與其他人生活在一起，對他更有益處，能培養孩子的無私精神。”

伊麗莎白後來回憶，也認為對於那些從一個優越的家庭環境中出來的孩子，寄宿學校的教育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尤為重要的一課：“我想基思是擔心魯伯特不能理解學校的教育，但我敢肯定我是對的。”

默多克則肯定他的母親是錯的，他說：“我恨吉隆文法學校！我曾說過許多遍，我永遠不會愚蠢地說，我的學生時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但是，默多克無法改變母親的決定。就這樣，年少的默多克離開舒適溫暖快樂的家，被送到吉隆文法學校。

可以說，詹姆斯·達林和伊麗莎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驚人地一致，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默多克在吉隆文法學校讀書所受到教育是母親伊麗莎白對他進行教育的一種延續，只不過時間、地點、人物稍稍有點變化罷了。

吉隆文法學校校長達林決心要摧毀每個富家子弟身上不可一世的傲氣，要使富裕家庭的孩子感覺自卑，消除他們的優越感。學校要求學生每天自己疊被，洗自己的盤子，在餐廳服務，開墾學校的荒地，自己種蔬菜提供給學校的廚房，此外，還進行越野長走和跑步等體育鍛煉。即便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這所學校依然保留了體罰，而且剝奪了學生的很多自由。當然，達林校長也特別關心文化課，他堅持教授藝術、音樂和古典著作。

默多克並不喜歡達林，這個他生活中的第二個強人，達林也從來就不怎麽喜歡默多克，他感到默多克是一個虛偽的人。後來，當默多克成就傳媒帝國時，他引用了澳大利亞作家馬丁·博伊德的一本小說中的一段話，對默多克的報紙生涯曾進行了一番評論：“先生，過去20年，你的報紙一直從事的是降低我們人民的良好感情，你對這個國家的傷害超過了任何一個外敵。”

吉隆文法學校的氣氛對默多克也沒有任何吸引力。但是，在吉隆文法學校的獨立生活，卻使默多克逐漸養成了獨立思考的習慣，他很少因受他人觀點的左右而束縛自己的思想。這種獨立判斷事物好壞、辨別事物真偽的能力對默多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默多克並不喜歡吉隆文法學校的風氣，但是更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在這裏自己竟然遭到冷遇。默多克一直以父親基思的地位和榮耀為驕傲，但在這裏，他卻發現正是父親的地位和權力使他陷入了孤立的境地。

默多克在同學中的人緣不好，一方面是因為他不愛和同學一起玩遊戲，另一個方面是因為他父親在社會上不招人喜歡，他這個兒子也不招人喜歡。雖然他的父親基思把自己視為墨爾本社會的棟梁，但在很多同學看來，默多克的父親是一個權勢熏天而且和政客們沆瀣一氣的出版商，還經常與其他同學的父親意見相左。

默多克對他在吉隆文法學校遇到的他父親不受歡迎一事，沒有充分的準備。他後來曾說：“我在學校感覺是一個孤獨者，可能是因為我父親的地位太盛氣淩人了點。我想我的孩子的情形也差不多，他們還從沒向我談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原因，在澳大利亞，體育對於男人形象和國家形象比其他許多國家更為重要。在吉隆文法學校，一個男孩如果沒有體育優勢，那麽他就必須有其他強有力的區別於他人的特色，如出眾的智力、能力或顯著的怪癖，否則他必然會受到其他同學的嘲笑。默多克在任何方面都不出類拔萃。

在吉隆文法學校所受到的孤立和排斥，增加了少年默多克自我思考的時間，也在他的心靈中埋下了叛逆的種子。在這裏，他的性格開始變得桀驁不馴，說話極具進攻性，不聽別人的意見，固執己見。後來他回憶起這段時光時說：“它使我認識到，如果你作為一名出版商或一個媒體的重要人物，你必須具有獨立精神，並且不能受你周圍朋友的影響。這種哲學只會發展，我認為，它會使你認識到，你所追求的不只是一個成功的商人。”

寄宿學校的日子雖然孤單，樂觀積極的默多克仍然能夠找到自己的樂趣。當周末，孩子們獲準離開封閉的學校時，有的孩子騎自行車或步行到附近的山上玩，有的則參加長距離的劃船，有的去一站路以外的吉隆市區的一家咖啡館喝咖啡。而默多克則總是獨自行動，溜到賽馬場去賭馬。為方便起見，他還特地在附近的一家商店存放了一輛摩托車。不論情況如何，默多克總能計劃周全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豐富多彩、井井有條。

更為關鍵的是，在吉隆文法學校裏，正在畏避父親並尋找自我的少年默多克，得到了馬斯特曼、克拉克和赫希菲爾德三位老師的鼓勵和支持，是這些飽學博識、循循善誘的老師們溫暖了他孤獨的心，成為他的良師益友。

默多克同馬斯特曼老師的友誼，最初是通過馬斯特曼的妻子瑪格麗特建立起來的。默多克一直很受老婦人的喜歡，瑪格麗特就是一例。瑪格麗特為他修改作文，為了表示感謝，一次，馬斯特曼要外出休假，默多克趕到他們家，表示要為他們幹最臟、最累的活，說著便打掃起洗澡間和廁所。

克拉克老師則使默多克對歷史產生了興趣，這種師生關系延續了數十載，克拉克後來一直是《澳大利亞人報》書評專欄的自由撰稿人。

赫希菲爾德老師則把默多克引入藝術和戲劇的殿堂。1946年，默多克在他導演的《暴風雨》中扮演了一個角色。

在這些老師的影響下，默多克開始參加校園活動和學生社團，並逐漸成為令人矚目的風流人物。他還擔任了校報《科利歐信使報》的編輯。

1947年，默多克完成了他在吉隆文法學校的學業，但他留下多學了一年，

並成了一個報人。他創辦了他的第一份刊物《假如復生》，作為原文學社團刊物

《如果》的續刊，這本雜誌在10年前還很流行。

此時默多克的辦刊宗旨是：讓所有人暢所欲言，這和以後大不相同。因此《假如復生》刊登的文章題材廣泛，包羅萬象，涉及文學、藝術、政治、歷史和社會問題等諸多方面，思想堪稱先鋒。雜誌刊登有關於“教育免疫”的專論，有介紹美國女作家格特魯德、斯坦的論文，有倡導現代藝術的評論，有批判“白澳”種族歧視主義政策的文章。在前兩期刊載的專題中，有一篇未署名文章《為了社會主義事業》，在學校引發了一場關於社會主義的爭鳴。這篇文章可能是他的手筆。雜誌圖文並茂，引人入勝。由於他優異的成績，他榮獲“德蘭西傳播知識獎”，在報業中嶄露頭角。

除了辦報，參加辯論也是默多克的最大愛好。學校的辯論社為他提供了機會，讓他表現他那獨樹一幟、富於挑戰性的爭辯風格。從1947年起，幾乎沒有一次爭論他沒參加過，他的朋友理查德·西拜，一個有名的外科大夫的兒子也是如此。默多克的第一次公開出場是在一個關於“科學工程師主宰地位”的辯論中。他的觀點沒有被記錄在雜誌上，但給他們的印象是，他的演講引來了非議。學校雜誌評論說：“魯伯特·默多克先生發現了建議者的錯誤。”

在一場關於公立學校制度的辯論中，默多克被描述為“以自己的無與倫比的辛辣方式”發表演講。他認為，私人學校應該給窮人提供更多的機會，他不懂為什麽僅憑出身於富家這一點，一些本來不配的人就應該享受優越的教育。

在一場關於自由競爭和社會主義的爭論中，默多克支持計劃控制，反對企業自由化，呼籲增加政府幹預，並說前任孟席斯政府一事無成。

在另一次關於美國生活方式的討論中，他認為美國是“難以忍受的”國家，他指責美國人推行種族歧視，對其政治制度表示“悲哀”，稱在美國所有的事情都是為資本家所操縱，已完全落入資本家的魔掌。

還有一次就工會問題的討論中，默多克反對取締工會組織，嘲諷輿論界的報道，說工會之所以應當保留，原因之一是還存在雇傭者聯盟。當這番議論引起軒然大波後，默多克又宣布他“不是共產主義者”。

他的演講表現了他是一個始終如一地反對現行制度的人，他對現行制度有著清醒的認識和自己的價值判斷。他的一個同學說他留給人的印象是：“默多克在學校裏是‘左翼’，相當激進。我的意思不是共產主義者，但是左翼。而且他似乎反對他父親的報紙的政治傾向。除了反勞工法外，我記不得《先驅報》還有什麽別的東西，而他通常反對《先驅報》。”

默多克的激迸思想也許是受斯蒂芬·史密斯的影響，他是一個軍官的兒子，20世紀30年代也曾在吉隆文法學校就讀。二戰期間他服兵役，復員後回吉隆文法學校任校長助理，並很快和默多克結為密友，他們經常在一起推心置腹地談政治。後來，史密斯赴墨爾本大學深造，陷入更深的政治活動，倆人中斷了聯系。

由於激進，默多克常常遭到非議，被各種各樣的反對意見所包圍，而陷於孤立。每當此時，他童年獨睡小木屋的經歷就會跳出來幫助他，支撐著他的信念，指引他度過難關。這全得感謝他的母親。

2.獨特的魅力

1950年，當默多克從吉隆文法學校畢業後，父親安排他到墨爾本《先驅報》做見習記者。同時，還委托英國的朋友幫默多克在牛津大學爭取一個入學名額。基思希望兒子默多克能去牛津接受系統的高等教育，多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學成歸來後繼承自己的事業，開創新的報業生涯。

因為，此時的基思已經65歲，由於心臟病經常發作，加上又動了一次前列腺手術，他的身體變得越來越虛弱。與此同時，他的權力、政治和資本方面也在走下坡路。他不再對他一生所熱衷的國家政治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關註，也不再對澳大利亞的政治施加影響，甚至在《先驅報》集團內部，他的權威也逐漸下降。1949年，老基思終於卸下了《先驅報》集團總裁一職，但他仍然保留著董事的職位。在集團召開的董事會上，他有時還發表一些自己的觀點，但這個集團中的年輕一代的經理們自有他們自己的看法和理論，對集團的現狀極其不滿，又拒絕接受基思的建議。基思感到很失望，他開始意識自己的生命為時不多了，於是他轉移了精力，把大部分時間放在鞏固自己小報業集團上，希望能把它留給默多克。

當得知默多克能進牛津學習時，父母都非常高興，並立刻決定陪默多克去英國。他還爭取到了墨爾本《先驅報》駐倫敦通訊員羅漢·裏維特的幫助。裏維特的父親是澳洲科學和工業委員會主席，與基思是故交。

1950年夏天，父母送默多克去牛津大學報到時，先作了一次歐洲旅行。默多克一家從墨爾本飛到羅馬，然後他們和裏維特及他的妻子南希驅車北上，沿路欣賞西歐優美的自然風光，一路上很順利。對於默多克，這是他第一次美妙的海外旅行。

在遊覽歐洲一周後他們到達英國。基思及夫人在倫敦待了幾天後，離開默多克飛到加拿大。在那裏，基思率領一個澳大利亞代表團參加報業王國工會的會議，在會上他會見了《威斯敏斯特報》的主任、英國最大的一位地方出版商—帕特·基伯森。會議期間，基伯森多次與基思進行深刻交談。他非常喜歡基思，從基思的描述中基伯森對默多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發現默多克有“獨特的魅力”。當基思和基伯森熟悉後，基思請求他幫助默多克在進牛津學習之前，找一個當記者的夏季臨時工作，基伯森同意了基思的請求。回國後，他便派默多克到伯明翰《新聞報》當實習記者。

對於默多克這個年輕的澳大利亞人而言，二戰結束5年後的英國還是一個陰郁的地方。人們在二戰時團結一致的意識消失了。企業人士雖然試圖拯救戰時受嚴重創傷的英國工業，但由於缺乏資金和原料，許多工廠仍開不了工。商店貨架上的商品稀稀落落。整個英國的工業狀況極其惡劣，成千上萬的工人失業。行走在街道上總能看到流落街頭的兒童及二戰中傷殘的士兵，猶如1929年經濟大危機後的一片蕭條景象。為了迅速恢復國家的經濟，英國被迫對所有的東西實行配給制和限量制。為了維持收支狀況，平衡各方的利益，國家對報界也實行限制，各報社的新聞紙也是政府定量配給的，而且紙的質量也不好。

在英國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默多克為自己找了一間舊房子。在伯明翰《新聞報》報社，默多克度過了一段美好的時光。報社讓他主持《閑話欄目》，他沒有感到特別困難。工作之余，他熱衷於參加跑狗比賽。在當時，跑狗比賽是伯明翰最流行的體育活動，全城男女老少都對它著迷。他經常看見人們仔細閱讀報紙中對跑狗比賽的報道，逐漸地，他註意到體育版是這家當地小報最受歡迎的版面。日後他的報紙、廣播和電視積極從事體育報道及轉播就是深受這個小發現的影響。

回到澳大利亞的基思放心不下初次離家、獨自生活的兒子默多克，剛到家他就馬上寫信給默多克。在信中，他充滿深情地說：“親愛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著，一定要合理充分利用好時間，保持身體健康……我相信你將充實圓滿地離開伯明翰，高興地向你的同事、老板和朋友表示感激之情並向他們告別。”

不過，默多克在伯明翰《新聞報》實習完的告別方式卻出乎父親的意料：他一離開就立即給《新聞報》的老板帕特·基伯森寫了一封信，告訴他主編查理斯·芬拜不稱職，應當解雇他。報社的人對這個年輕人的表現很驚訝，而基伯森也沒有接受默多克的建議。

3.全新的世界

1950年10月，默多克離開伯明翰，進入牛津大學的伍斯特學院學習，從此揭開了他人生中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