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小說起源論的異同 

世界各國文學傳統的小說都可以說起源於講故事：遠古時期，尚未進入文明的人們會在一天的狩獵勞作後圍在火堆旁，聆聽見多識廣的長輩講述引人入勝的故事；或者是孩童聆聽母親憑借想像虛構的神話傳說，這就是小說的口頭形式起源。但作為一種成熟的散文體文學形式，各個傳統的小說的源頭有不同的情形。以西方傳統為例，歐洲小說起源於史詩（verse epic）和以韻文或散文體寫就的傳奇（romance）。相比而言，中國小說的起源通常有三種廣為接受的觀點：一、神話說，即認為小說起源於神話傳說；二、稗官說，即認為小說起源於封建統治階級的下層官吏收集民間的街談巷議；三、史傳說，即認為小說起源於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歷史實踐和人物傳記。這種共識給小說的起源提供了充分的歷史源起和視域，但是其視角是外在的，它有助於我們去了解小說與歷史和社會的關係，卻無法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類型的興起從內在的視角做出概念性的解釋，而且也無法將小說與其他相關的文體和寫作形式完全區分開來。因此，我們除了關注小說起源的外部因素以外，不應忽略其內在因素，只有這樣才能使小說的起源具有普適性的意義。 

關於主要文學形式的起源，曾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詩歌生於痛苦，小說生於快樂。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大而化之的不足。比較嚴謹的說法也許是：詩歌的起源多與抒情表現有關，小說的起源多與模仿再現相連。然而，在中國歷史上，由於抒情傳統和詩歌批評的主導地位，小說一直與詩歌競爭以圖獲得合法地位，因此，中國小說既不脫離模仿再現世界的本性，又帶有抒情表現的特征。這種抒情表現和模仿再現的並重決定了中國小說起源的雙重性質：一方面，它受抒情傳統的影響，率性而發，是表現主義的，並具有心理凈化之功效；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再現生活、反映現實的模仿性、政治性和社會性。審視中國傳統小說作品，可以發現，與西方傳統不太相同的是，心理凈化和表現性因素在小說的起源中表現出同樣重要的意義，在有關中國小說起源的議論中我們可以找到抒情表現和心理治療的雙重作用。

某種意義上說，小說源於心理凈化和抒情表現這一觀點可以追溯到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但是司馬遷是針對廣義的寫作而言，更能說明小說起源的理據應來自小說的創作實踐和批評。明代的李贄對當時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說表現了強烈的興趣，寫出了達100卷之多的《批評忠義水滸傳》，在其小說評點中，他從小說產生的內在動因入手，發揮了司馬遷的“發憤著書”的思想。在其對《水滸傳》所作的評論中，他如此寫道：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賢聖，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