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晗·拓新·立新·創新: 新中國文化產業七十年(6)

從晚清到民國,中國文化產業實現了從無到有的發生與從單一業態向多元、復合業態的發展,但放
眼全國並與世界其他發達國家比較來看,規模仍極其有限。新中國成立之後,一批私營的電影院、電影
制片廠、報社、電臺、劇院劇團與出版社以公私合營的形式完成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與此同時,一批國
營的黨報、出版社、劇院、電影院、廣播電臺相繼在全國各地市州、省及直轄市甚至高校、中央直屬機關、
群團組織中成立,尤其是以新華書店代表的國家級圖書發行機構、以“五大電影制片廠”代表的國家級
電影制片機構、由私營“大中華唱片廠”改制的中國唱片總公司以及遍布全國各地的報社、雜誌社、出版
社與廣播電視臺,它們至今仍產生著巨大的經濟效益,其總體規模之大、體量之完備,可以說是世界文化
產業史的奇跡,為新中國文化產業發展奠定了極其豐厚的基礎。具體來說,此處之“拓”主要體現在如
下五個層面:
第一是體量的開拓。基本表現於全國範圍內文化產業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上。據不完全統計,1949
年之前,全國僅有嚴格意義上的出版社112 家、報社90 家、廣播電臺35 座、7 家規模不大的電影公司與
90 家電影院與19 家唱片公司,而能夠承擔畫報、圖片印刷的高水平印刷廠只有14 家,至於全國性的圖
書及文化產品銷售機構則絕無①; 而在1978 年,中國已經擁有390 家出版社; 2420 家報社、1190 座廣播
電臺、20 家具規模的電影制片廠,當中以“五大電影制片廠”享譽全國乃至世界,全國電影院也增加到了
近4000 家,而且有了30 家電視臺與近100 家具備相當水平的印刷廠,還有國家文化產業托拉斯“新華
書店”與中國唱片總公司②。新中國三十年文化產業在基礎設施體量上的開拓,稱之為翻天覆地亦不
為過。
第二是地域的開拓。1949 年時,中國擁有10 家以上文化產業機構( 包括場館) 如報館、唱片公司的
省份或特別市( 1949 年之後改稱直轄市) ,只有21 個( 包括1949 年之後被裁撤的察哈爾省與熱河省) ,
當時還有5 個省份沒有一家唱片公司,及至1978 年,全國每一個省份與直轄市都有10 家以上的文化產業機構,超過100 家文化產業機構的省份有21 個①。以青海省的省會西寧為例, 1949 年之前,西寧市僅
有1946 年開業的湟光電影院一家現代意義上的演出場館,在1949 年之後,以新生劇院( 1952) 、青海人
民劇院( 1954) 、大眾劇場( 1956) 、青海劇場( 1957) 為代表的一批現代演出場館在西寧如雨後春筍般問
世, 1978 年時,西寧市已經擁有近15 家現代演出場館②。再以內蒙古自治區的首府呼和浩特為例,在
1949 年之前,這座30 萬人口的北方城市,居然無一家電影院; 1950 年,烏蘭恰特電影院在呼和浩特落
成,結束了該市沒有電影院的歷史,1978 年時,該市電影院已經達到11 家,基本涵蓋到各個區縣③。作
為邊遠地區省份省會( 首府) 的西寧與呼和浩特的現代演出場館建設尚且得到如此發展,其余省份與重
要城市更不必說。
第三是消費主體的開拓。這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 一是消費主體結構的變化。新中國成立之前,中
國的文盲人數超過80%④,是當時世界上文盲人數最多的國家。文化產業的消費者人群極其稀少,多半
集中在首都、口岸城市或省會城市,文化產業的消費主體非常薄弱,在華外僑是重要的消費者與推動者。
如上海蘭心大戲院,它本身是居滬外僑所修建,長期以來其消費主體也以居滬外僑為主,甚至某些文化
消費場所不準許中國人進入。新中國成立後,“領事裁判權”完全被徹底廢除,大量在華外僑回國,文化
產業的消費者變成了中國人。二是消費主體的穩定與成熟。新中國成立之後,各級政府自上而下推行
的掃盲運動與職工福利制度( 如發給書報費與電影票補貼等等) 促進了消費主體的穩定與成熟,前者讓
大多數人都有了讀書看報、看戲觀影的能力,而後者則培養了更多的城市居民有了文化消費的習慣。三
是消費主體對文化商品化有了成熟的認識。在1949 年之前,大量中國人對於文化商品沒有認識,甚至
一度有人不理解為什麽看電影又不是實物交易,為什麽要買票? 而國營文化產業機構推行的文化經營
制度依托憑票消費、定價銷售與職工福利制度相結合的方式,使得成萬上億的消費主體對於文化消費有
了正確的認識,認識到文化商品與其他商品一樣,都必須通過市場交易或職工福利才能獲得,文化產業
在全國範圍內有了較為穩定且規模較大的消費基礎。

如上材料綜合來自於中國近代經濟史叢書編委會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 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 年) 與《全國民國檔案通覽》編委會主編的《全國民國檔案通覽》( 北京: 中國檔案出版社,2005 年) ,並參考葛濤( 2009) 、倪延年( 2000) 與楊燕( 2009) 等人的研究成果。

如上材料綜合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編委會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 沈陽: 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 、鄭士德主編《新華書店五十春秋》( 北京: 新華書店總店,1987 年) 等文獻。






上述數據由筆者自《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資料》《全國民國檔案通覽》《中國經濟年鑒》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鑒》
等文獻整理而來。
上述數據綜合來自於青海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主編的《青海百科全書》( 北京: 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8 年) 與西
寧市文化局文化誌編寫辦公室主編的《西寧文化史料選輯·第2 輯》( 內部出版,1987 年) 。
上述數據綜合來自於內蒙古自治區《經濟資源》編輯委員會主編的《經濟資源》( 內部出版,1999 年) 、內蒙古財政
科學研究所主編:《內蒙古自治區旗縣財政經濟統計分析資料( 1978-1988) 》( 呼和浩特: 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89 年) 等
文獻。
關於1949 年時中國文盲的數量,向來眾說紛紜。齊米亞寧致蘇共中央的報告認為達到90%( 見於沈誌華主編:
《俄羅斯解密檔案選編·中蘇關系·第8 卷( 1958. 4-1959. 10) 》,上海: 東方出版中心,2015 年版,第401 頁) 而高書國認
為“文盲與半文盲超過80%”( 見於高書國,楊曉明主編:《中國人口文化素質報告: 從戰略追趕到局部跨越》,長春: 東北
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版,第98 頁) ,教育部黨組在《關於進一步開展農村掃除文盲和業余教育工作的請示報告》
( 1959 年11 月2 日) 中稱“青壯年文盲在解放初期在80%以上”( 見於國家教育委員會成人教育司編: 《掃除文盲文獻匯
編( 1949-1996) 》,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版,第96 頁) ,而如果包括老弱病殘與婦女,則比例更高。因此本
論認為,1949 年在全國範圍內文盲數量超過80%是合理的,符合各方面統計的結果。
鄭士德:《新華書店五十春秋》,北京: 新華書店總店,1987 年版,第32、39-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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