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願意隨波逐流，把自己貶低到庸人的泥潭中，於是我就到書中去自我解脫。

這段自敘幾乎和“潘曉”的經歷如出一轍，甚至遇到的具體挫折都相類似，只是措詞略有不同。也與“潘曉”類似，趙林在現實中的遭遇使他“到書中去自我解脫”，並發現了人生的真理。但是，一位讀者在來信提出了與“潘曉”經歷針鋒相對的事例：“如果真如你說的一般，那麽手舉炸藥包的董存瑞，撲向槍口的黃繼光，在烈火中焚身的邱少雲……就無從解釋了。”然後敘述了一個副團長忘我犧牲的事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可以模仿“潘曉”的口吻說，她後來接受的一套關於“人生真理”的說教，使她有能力對這些革命事跡和忘我犧牲精神視而不見？無論是“潘曉來信”還是趙林的論述，他們都把“文革”作為轉折點，將自己對於“現實”或“真實”的理解建立在“文革”造成的創傷上面。但是，這個所謂的“轉折點”的合法性相當程度上卻基於“潘曉”自己的修辭。換言之，“潘曉”和趙林遇到的困境並不源於“文革”對（比如說）社會主義經典教育的否定或證偽。而當他們把困境歸於“文革”的時候，所有的矛盾和問題都借助這個“大他者”而獲得了貌似合理的解釋。在這個意義上，並不是說“文革”的發生並不重要或僅僅使“潘曉”為自己的思想問題找到了一個想象性的解決，重要的是“文革”使人們停止反思困惑的多重歷史起源。

比如，細讀文本，我們可以發現“潘曉”在黑格爾等作家那里發現的所謂“人生真理”，其實早就已經是她看待周圍世界的出發點。例如，比較“潘曉”以下幾段話：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觀察著人們，我請教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初出茅廬的青年，兢兢業業的師傅，起早摸黑的社員……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者並不多；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系不起來，為了幾個工分打破了頭，為了一點小事罵碎了街何能奢談為人類！……

……人畢竟都是人啊！誰也逃不脫它本身的規律，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麽忘我高尚的人。

……我也是人。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但我是一個合理的人，就象所有的人都是合理的一樣我也掙工資，我也計較獎金，我也學會了奉承，學會了說假話……（著重為引者所加）

可見，在“潘曉”還沒有求諸書本領會到“人生真理”的時候，她甚至已經以“離一般人太遠”作為理由否認了“為名為利”的人生觀（更不用說為革命和為人類的人生觀了）。這里的“一般人”該如何理解呢？“潘曉”無疑認為，“一般人”就是“合理的人”，也就是“掙工資”、“計較獎金”、“奉承”和“說假話”的人。據說，這種認識是“潘曉”從閱讀文學和哲學等書籍中得來的；那麽，稍微看一下她如何進行閱讀，或許也不算離題太遠。就關於黑格爾的閱讀來說，“潘曉”對“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現實的”這句話幾乎做了標語口號式理解，連差不多完全認同“潘曉”的趙林也指出：“黑格爾的那句名言還有另一層意義，即否定的方面，但在這里暫不討論。”另一方面，“潘曉”對於《覆活》主人公聶赫留道夫的解讀也很有意味。聶赫留道夫是一個“為私欲而鬥爭”的自私自利者嗎？雖然托爾斯泰在小說中提到了聶赫留道夫當軍官時期過著一段時間墮落而閑散的生活，但他並不是一個從此渾渾噩噩度日的利己主義者；相反，之所以許多評論者都認為托爾斯泰把自己的“勿以暴抗暴”思想寄托在聶赫留道夫身上，正因為他經歷了宗教意義上的懺悔和精神層面的“覆活”。並且，聶赫留道夫的懺悔並不僅僅體現在自責和悔恨上，更體現在現實行動上：他堅決提出要與瑪絲洛娃結婚，也從後者的嚴詞拒絕中體會到自己的過錯有多麽嚴重。或許“潘曉”應該記得，托爾斯泰在小說中以敘事者的口吻對聶赫留道夫做出過評論：“每個人身上都有一切人性的胚胎，有的時侯表現這一些人性，有的時候又表現那一些人性。他常常變得完全不像他自己，同時卻又始終是他自己。在某些人身上，這類變化特別劇烈。聶赫留朵夫就屬於這類人。”哪怕是從這種人道主義的思考角度出發，“潘曉”也應該將她所謂“合理的人”與“高尚的人”同樣視作人性的兩種因素，而不是用前者否定後者。

不過，“潘曉”也並非一概欣然承認她從現實和書本中得到的“人生真理”；或者說，即便周圍世界都是“一個個葛郎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至少在她自己身上還是長有（借用托爾斯泰的話）“一切人性的胚胎”。“潘曉”告訴我們：“一方面我譴責這個庸俗的現實；另一方面，我又隨波逐流。……做著這些時，我內心很痛苦，但一想起黑格爾的話，內心又平靜了。”同樣，我們還從“潘曉”的內心痛苦中知道，她感到和自己一起工作的家庭婦女們很“俗氣”，她與周圍這些人“格格不入”。她說：“年輕姑娘除了談論燙發就是穿戴。我和她們很難有共同語言。”究其原因，“潘曉”覺得自己還有更高的追求，並不滿足於停留在日常生活的閑言碎語和雞毛蒜皮之事上面。用社會主義時期討論“幸福觀”或“人生觀”問題的常用語匯來說：“潘曉”認為自己追求的不僅僅是（或主要不是）物質利益，而是希望滿足精神生活需要。但是，為了滿足精神需要，“潘曉”又不得不和她的同事們一樣孜孜於物質方面的利益：“我工資很低，還要買大量的書和稿紙，這使我不得不幾角錢幾分錢地去算計……”這導致了她內心的痛苦。因此，有論者認為，“潘曉”在“看起來決絕的虛無感下面，是熱烈的朝向反方向的理想主義激情，是對價值和意義問題的高度企望”。那麽有理由推斷：讓“潘曉”感到痛苦和矛盾、不願輕易隨波逐流的原因，根本上源於她從社會主義傳統教育那里得到的“高尚的心靈世界”。更重要的是，這種“高尚性”在現實生活中體現為寫作——

當然，我不甘心渾渾噩噩、吃喝玩樂了此一生。我有我的事業。我從小喜歡文學，尤其在歷盡人生艱辛之後，我更想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可以說，我活著，我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它——文學。

請註意：“潘曉”在此說的不是她要寫小說或散文，而是“用文學的筆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在自我指涉的意義上，是不是可以認為整個“潘曉來信”的文本，就是這一寫作實踐的表現？但是，吊詭之處在於，這一寫作行為看似是“潘曉”為自己的“高尚的心靈世界”所留下的唯一地盤，卻在敘事者的進一步敘事中被瓦解了：

我自己知道，我想寫東西不是為了什麽給人民做貢獻，什麽為了四化。我是為了自我，為了自我個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