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形文字，或曰圖象文字，看似為語言的輔助，語言的另一種表述，卻具有了另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在神性世界，被推為超驗的存在。法國漢學家汪德邁認為：「中國文化的心是『文』。」(29)[法]汪德邁：《跨文化中國學》(下)，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20年，第154頁。我認為，此「文」即許慎《說文解字序》所指出的「文者，物象之本」，是物象中最本質的東西，是孳乳寖多（愛墾编註：繁殖漸多）的「字」之生長基因。總之，是天文、地文、人文，更是其總源頭——「神文」。

這些後世以為乃仰觀俯察遠近攝取而垂為「憲象」的「文」，其原初卻是神示的「神文」。「一個完整的神話記錄在我們的語言之中。」(30)[奧]維特根斯坦：《哲學語法》，韓林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303頁。所以，可以反觀「我們的語言形式中的神話。」(31)[奧]維特根斯坦：《哲學語法》，第302頁。不過，在漢字中，卻是以漢字圖象和語言圖象記錄了文字形式的神話。西方哲學重視的語言，在中國哲學中，則更應當重視「文」，其本義即「漢字圖象」這一中國文化之「心」。

最初的神性記憶，仍是以漢字圖象的形式記錄下來的。那麽，如何確定神話時代與傳說時代的分野，是一個頗為困難的問題。「殷商傳說時代的歷史，似乎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自『契居蕃』起至示壬示癸止，神話多而史實少，也可稱為『神話時代』；後期自成湯居亳至盤庚遷於北蒙止，有傳說的史實未獲得地下文字直接的證明，與武丁居商以後的文物之盛，截然有辨，所以名之為傳說時代。」(32)丁山：《商周史料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39頁。

我想，在良渚文明、三星堆文明考古已發現相當豐富成果的當下，丁山的結論或許需要改寫。但是，對於史料、考古與神話的相互印證，卻是頗為重要的思路。

現代科學以光年量度天文距離。遠古的時光，竟然可以從天上的星光中遙遙感應。神話時代並未遠去，不僅那些思維方式、精神意蘊仍然在人類意識深處起著重要作用，而且那種原初的、無羈的創造精神，更是永遠激蕩著人類的想像。中國文化中，有著「河圖洛書」神話，將圖象意識推至先天、先驗乃至超驗的維度。確實，相對於天地自然，人類的歷史渺不足道。這是神性意識最初的源起。在這一意識中，華夏文明最初的重要發現，便是「文」，便是「形象」、「憲象」，便是「法象」。

「神」字的產生，或許即來自電光石火之間的頓悟，那是來自天上的靈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又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法、象取自《系辭》，「法」即朱子所謂「造化之詳密可見者」，「象」即「造化之至微無形者」。(33)朱熹：《周易本義》，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229頁。

後世概括的「法象」，已經具有濃厚的哲學意味。許慎《說文解字序》中的倉頡：「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而神話中的倉頡，自是以《淮南子》中「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最為著名。緯書《春秋元命苞》中，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兩個倉頡，一個似乎是哲學家，另一個似乎是天神。

維柯《新科學》以「三條真理」解說語言和文字的起源：

「(1)既已證明了最初各異教民族在開始時全都是啞口無言的，他們表達自己的方式就必然憑一些和他們心中觀念有自然聯系的某種姿勢或具體事物。

(2)他們必然用過符號來固定他們的地產的疆界，並作為他們的權利的持久見證。

(3)他們必然都用過錢幣」，為此，「我們在這里必須推翻某些埃及人所持有的那種錯誤見解，認為象形文字是由哲學家們發明的，用來把他們的高明的玄奧智慧隱蔽起來」。(34)[意]維柯：《新科學》，朱光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18頁。維柯的《新科學》中，關注到「中國人至今仍用象形文字書寫」(35)[意]維柯：《新科學》，第2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