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明·歷史的轉向: 社會科學與歷史敘事的結合(6)

歷史解釋的任務雖在減輕意外所扮演的角色,然透過知道結果之後的後見之明,再重講一次,就足以將機遇逐出歷史,而代之以必然?實際上並不難見到,在重講的時候,不少歷史敘事就此取消了「過去的將來」。不知什麼時候,情節被轉化成為事先安排好的(預先決定的)秩序,歷史事件的時序只不過是某種主導性力量或法則自我開展的過程,而不是並未設定最終結果的一連串選擇所形成的因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過程。歷史過程被結果解釋掉(explained away) 了,敘事的情節反而被擱置一旁。就此議題我在《番頭家》裡的心得摘述如下(頁 372):

 

邵式柏的解釋架構首重理性的國家行動,從這個視角出發所呈現的熟番地權演化,著墨於普同性的地方多於特異性,著墨於規劃設計的地方多於意外,著墨於漸進連續的累積多於突變。在邵式柏細緻的就其時間上的先後賦予位階秩序後, 熟番地權演化就像進化的階梯一般,由下而上,由粗糙而成熟完美。相對而言,筆者所感受到的歷史演化過程則比較像是在小鋼珠(柏青哥,pachinko, pinball game)遊戲裡,沿著上窄下寬的樹枝狀路徑,拾級而下。每一個選擇不僅是放棄了一些可能的替代機會,而且前一個選擇所決定的路徑往往限定了下一個選擇的可能路徑。從事一個選擇的同時已經排除了其他的選擇,也構成了其後選擇的限制條件。遊戲的結構(環境)並沒有給予選擇無盡的可能性。但這並沒有反過來意味著選擇是命定的。在諸多的可能性之間難以抉擇時, 決定每每是機遇所促成的(當然也不要忘了加上無知與誤解),通常不是毫不猶豫、不會事後追悔的。然而,由於前後事件的因徑依賴,這個不可逆轉的連鎖反應並不是個可以漸次修正、自我調整而日趨完善的適應過程。因此,把時鐘撥回去,讓歷史重新再來,結果可能相當不同(同一個遊戲但不見得有相同的結果)。當我們把清代臺灣歷史的影帶重播時,感受到的可能不是老式紀錄片所想要帶給我們的印象:讚嘆為政者英明又設想周到的設計,而是感嘆驚訝於事情怎麼會這樣子發展。 

敘事情節帶我們從開頭,經過中間的轉折,到最後的結局,理出分叉點上面臨的諸種客觀可能性(objective possibilities),7 交代了選擇的前後關連與連鎖反應。當我們透過故事回到過去的當下,機遇又重新被帶進來了,但卻以不同的面貌呈現。敘事者重述時注入了知性的好奇,重新開啟曾經錯過的機會及失落的可能選擇(alternatives),可能性又再度對我們開放。第一度(或當時人)聽到時懸疑、焦慮的感受轉化為第二度(或現代人)聽到時的知性好奇,但還是有驚奇,仍不減其震撼,機遇的空間又再度被打開了,而與我們的生命經驗連結並豐富之。也幸虧有著深具反省性、不僅止於關心結果的讀者,機遇方得以保留其於歷史敘事裡的空間。

 

六、社會學與歷史在方法上的結合

回到前面歷史一詞的雙重含意,我們可以把歷史區分對照為社會科學的歷史與人文的歷史。前者視歷史為一種探究(inquiry),其目的在解釋,興趣在事實(facts),在方法的程序上尋求客觀與證實(objectiv- ity and proof),並接受專業同仁依此判準所作的批判與裁斷。後者— 人文的歷史—視歷史為敘事,其目的在理解(understanding,此處適用於故事的跟隨),興趣在溝通,在方法的程序上並不細究,但求提出更好的推測(提出情節就是在細究諸種可能性)以及達成通盤契合的綜合與綜觀全局的判斷(此固非驗證命題的分析技巧所能替代)。討論至此,似乎已經到了為二者尋求一個連結的時候了。在歷史研究裡,理解與解釋究竟有何關連?兩者間又如何得以結合?

以「如實再現過去」作為理想的傳統史料考證主義史學已經衰頹,時序的重要性隨而漸趨式微,然負載時間性的敘事作為再現實存的一種知識方式依然舉足輕重。Lawrence Stone (1979)出名的"The Re- vival of Narrative"一文正如其名,乃意圖作為敘事久經沈寂後重獲新生的見證。Stone 從歷史學擺脫了社會科學的誘惑重回正途,或從社會科學向歷史傾斜這樣的視角,來強調敘事的優越以及晚近的復興。社會科學家或難苟同他這種說法,但不少人卻已經逐漸可以接受納入敘事是方法上更多樣而成熟的選擇。廣受敬重的歷史社會學者 Philip Abrams (1980)在一篇回應的文章裡,批評 Stone (1979)對於敘事之優越性未免過度渲染。但文內他基於一個不同的理由—接受 Giddens 的結構化概念—卻毫不遲疑地把Giddens「歷史與社會學方法不分」的指示解讀為社會學應該與敘事結合在一起:研究歷史的社會學家無可避免地必須說故事。

讓歷史與社會學水乳交融的論述模式在邏輯上或許說得通,但做起來可真不容易。Abrams 追求的是超越敘事僅及「聽來頗具道理」(plausibility in depth)的境界。儘管將目標描述為「納入敘事作為其中部份的新解釋方式」,但具體而言,他所期盼的結合仍然有待努力, 目前至多僅及於一種「新敘事」,那就是,被社會科學「儘力偵訊過」(actively interrogated)的敘事,或者兩者間不斷地「交互訊答」(mutual interrogation) (Abrams 1980: 12, 14-15)。

7 客觀可能性引自 Weber 的歷史解釋方法,他非常貼切地稱之為一種「心智的建構」。(mental construct) (1949: 173)。史家要解釋真正發生了什麼之前,當先自問可能發生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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