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兩類信念與意見

生物的解剖學特征和心理特征往往存在著密切的相似之處。

比如說，在生物學研究上，我們經常需要對不同時代的同一種生物進行比較。在那些解剖學特征中，會看到一些不易改變或只有輕微改變的因素，它們的改變甚至需要以地質年代來計算。

除了這些穩定的、不可摧毀的特征之外，也可以看到一些極易變化的特征，比如利用畜牧和園藝技術很容易就能加以改變的特征。有的時候，這些特殊特征是那樣鮮明，它們甚至會使觀察者看不到那些基本特征。

在道德特征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一個種族除了有不可變的心理特征外，也能看到它有一些可變因素。

因此，在研究一個民族的信仰和意見時，在一個牢固的基礎結構之上，總是可以觀察到有一些嫁接在上面的意見，其多變一如巖石上的流沙。

於是我們知道，群體的意見和信念可以分成非常不同的兩類。第一類，我們有重要而持久的信仰，它們能夠數百年保持不變，整個文明也許就是以它為基礎。例如過去的封建主義、基督教和新教，在我們這個時代則有民族主義原則和當代的民主和社會主義觀念。

第二類，是一些短暫而易變的意見。它們通常是每個時代生生滅滅的一些普遍學說的產物，這方面的例子有影響文學藝術的各種理論，例如那些產生了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或神秘主義的理論。這些意見通常都是表面的，就像時尚一樣多變。它們類似於一池深水的表面不斷出現和消失的漣漪。

現在，就讓我們來展開探討，研究一下這兩類不同的信念和意見。究竟是如何在群體之間發生變化的。


（2）信仰的變化範圍


偉大的普遍信仰數量十分有限。

它們的興衰在每一個文明種族的歷史上，都絕對是令人矚目的事件。這也就是說，這些信仰構成了文明的真正基礎。

通過前面的探討我們得知，群體有著極為偏執而保守的本能。因此，用一時的意見影響群眾的頭腦不難，想讓一種信仰在其中長久紮根卻極為不易。不過，一旦這種信念得到確立，要想根除它也同樣困難。通常只有用暴力革命才能對它們進行革新。即使是當信念對人們的頭腦幾乎已完全失去控制力時，也要借助於革命。在這種情況下，革命的作用是對幾乎已經被人拋棄的東西做最後的清理，因為習慣勢力阻礙著人們完全放棄它們。

可以說，一場革命的開始，其實就是一種信念的末日。

一種信念開始衰亡的確切時刻很容易辨認——這就是它的價值開始受到質疑的時刻。我們在前面說過，一切普遍信念都不過是一種虛構，它唯一的生存條件就是它不能受到審察與討論。

不過，即使當一種信念已經搖搖欲墜時，根據它建立起來的制度仍會保持其力量，消失得十分緩慢。最後，當信念的余威盡失時，建立於其上的一切很快也會開始衰亡。

迄今為止，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在沒有下決心破壞其全部文明因素的情況下轉變它的信仰。這個民族會繼續這一轉變過程，直到停下腳步接受一種新的普遍信念為止，在此之前它會一直處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中。

普遍信念是文明不可缺少的柱石，它們決定著各種思想傾向。只有它們能夠激發信仰並形成責任意識。

每個民族都清楚獲得普遍信念的好處，它們本能地知道，這種信念的消失是它們衰敗的信號。比如說使羅馬人能夠征服世界的信念，是他們對羅馬的狂熱崇拜；當這種信念壽終正寢時，羅馬也註定衰亡。至於那些毀滅了羅馬文明的野蠻人，只有當他們具備某種共同接受的信念，使他們取得了一定的團結，擺脫了無政府狀態時，才能做到這一點。

各民族在扞衛自己的意見時，總是表現出不寬容的態度，這顯然事出有因。這種對哲學批判表現出來的不寬容態度，代表著一個民族生命中最必要的品質。

在中世紀，正是為了尋求或堅持普遍信仰，才有那麼多發明創新者被送上火刑柱；即或他們逃脫了殉道，也難免死於絕望。也正是為了扞衛這些信念，世界上才經常上演一幕幕最可怕的混亂，才有成千上萬的人戰死沙場或將要死在那裏。

建立普遍信念的道路可謂困難重重，不過一旦它站穩了腳跟，它便會長期具有不可征服的力量，無論從哲學上看它多麼荒謬，它都會進入最清醒的頭腦。

在長達一千五百年的時間裏，歐洲各民族都堅持認為，那些野蠻的宗教神話都是真實而不可爭辯的。那位偉大的上帝，居然因為他創造的生物不聽話，便進行了殘酷的自我報復，讓他的子民們承受洪水的懲罰。

這種故事是這樣的背離邏輯，然而在十多個世紀裏，居然一直沒人認識到這種神話荒謬至極。即使是那些有著過人天賦的學者，比如伽利略、牛頓、萊布尼茨，也從來都沒有想到過這種說教的真實性值得懷疑。

普遍信仰有催眠作用，沒有任何事情比這個事實更典型，也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確切地表明，我們的理智有著令人汗顏的局限性。


（3）如何用信仰抓住群眾新的教條


一旦在群體的頭腦中生根，就會成為鼓舞人心的源泉，它由此會發展出各種制度、藝術和生活方式。在這種環境之下，它對人們實行著絕對的控制。正因為如此，實幹家才一心要讓這種普遍接受的信仰變成現實，立法者一心想把它付諸實行，而哲學家、藝術家和文人全都醉心於如何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它，除此之外再無他想。

從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暫的觀念，然而它們總是具有那些信仰賦予它們的印記。埃及文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阿拉伯地區的穆斯林文明，都不過是寥寥幾種宗教信仰的產物。在這些文明中，即使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事物，也都留下了它們一眼就能辨認出來的印記。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信仰的存在，才使得每個時代的人都在一個由相似的傳統、意見和習慣組成的文明環境中成長，他們不能擺脫這些東西的桎梏。

我們知道，人的行為首先受他們的信念支配，也受由這些信念所形成的習慣支配。這些信念調整著我們生活中最無足輕重的行動，即使是最具獨立性的精神，也擺脫不了它們的影響。

在不知不覺中支配著人們頭腦的暴政，是唯一真正的暴政，因為你無法同它作戰。

比如說，古羅馬皇帝提比略在位的時候，其殺戮行徑令人側目，成吉思汗為歐洲帶來了比黑死病更大的災難，拿破侖讓三百萬法國兒郎命喪疆場，這些人的確都是可怕的暴君。但是他們只要死去，這些暴行也就得到了終止。而那些躺在墳墓深處的人，諸如摩西、釋迦牟尼、耶穌和穆罕默德，卻在他們死後，還對人類實行著更深刻的專制統治。

我們可以利用政變來推翻一個暴君，也可以利用戰爭來打倒一個獨裁者，但是對待那些堅定的信仰，以及那些牢固的信念，我們卻沒什麼手段可資利用。

在同羅馬天主教的暴力對抗中，最終屈服的是法國大革命。盡管群體的同情顯然是在它這一邊，盡管它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樣無情的破壞手段，但最終的結果是，無形的信仰打敗了實實在在的殺人放火。上帝的概念深植於人的內心中，無論是刀還是火，都沒辦法把它斬斷或是燒毀。

所以說，人類世界中的唯一暴君，歷來就是他們對死人的懷念或他們為自己編織出來的幻想。

我們可以看到，從哲學角度分析，這些普通的信念往往十分荒謬，但這從來不會成為它們獲勝的障礙。

因為群體在智力上有所欠缺，又習慣沈迷於幻想，它們只會相信最偏激的東西。而如果這些信念缺少了提供某種神奇的荒謬性這一條件，它們也不可能獲勝。

正因為如此，抓住群眾的關鍵，就是讓他們在崇拜和服從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如果我們了解到這一點，就可以得到一些新穎的結論。

就今天來看，社會主義信念雖有明顯的破綻，這並沒有阻止它們贏得群眾。這是因為它成功地抓住了群眾，讓它們開始信仰社會主義。

然而，和所有宗教信仰相比，其實它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信仰。因為前者所提供的幸福理想只能實現於來世，因此也無法反駁它，而社會主義的幸福理想要在現世得到落實，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實現這種理想，它的許諾的空洞無物立刻就會暴露無遺，從而使這種新信仰身敗名裂。

照這樣看來，社會主義力量的增長，也只能到它獲得勝利，開始實現自身的那天為止。由於這個原因，這種新宗教雖然像過去所有的宗教一樣，也以產生破壞性影響為起點，但是將來它並不能發揮創造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