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圖·葛文德《最好的告別》(50)

我從來不敢說結局可以控制,因為沒有人真的能夠控制。說到底,物理學、生物學和意外事故對我們的生活為所欲為。但是重點在於,我們也並不是完全無能為力的。所謂勇氣,就是同時認識到這兩個事實。我們有采取行動、建構我們自己的故事的空間,盡管隨著時間的推移,局限性越來越大。當我們理解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確幾個結論:我們在對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殘酷的失敗,是沒有認識到,除了安全和長壽,他們還有優先考慮事項;建構個人故事的機會是維持人生意義的根本;通過改變每個人生命最後階段的可能性這一方式,我們有機會重塑我們的養老機構、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對話。

不可避免,這些可能性在最後的延展範圍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維持人的自主性和控制力的邏輯,在人們需要的時候,是否可以幫助他們加速死亡。


“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業已成為藝術術語,雖然其鼓吹者更喜歡用“有尊嚴的死亡”這個委婉的說法。即便醫學界強烈抗議這種做法,但我們仍然允許人們絕食、絕水或者停止用藥和治療,這說明我們顯然已經部分承認了這種權利。每次我們解除一個人的人工呼吸機或者人工餵食,都是在加快其死亡。

經過一些抵制以後,心臟專家現在接受在病人需要的情況下,他們有要求其醫生關掉起搏器(一種調整病人心率的人工手段)的權利。即便明知會加速死亡,我們也承認了允許病人采用麻醉劑和鎮靜劑的必要性。提倡者的全部追求就是要給予受罪的人,獲得解除痛苦的醫藥使用方面的權利,只不過這一次醫藥同樣也是加快他們死亡的時機。我們迎頭遭遇到維持這樣一個明確且連貫的哲學性分野的困難:給予人們停止延長其生命的外在或者人工過程的權利,與給予他們停止延長其生命的自然的、內在過程的權利。


根本上,這個爭論關乎到我們最害怕犯的錯誤——延長痛苦的錯誤抑或縮短寶貴生命的錯誤。我們阻止健康人自殺,因為我們認為他們的精神痛苦往往是暫時性的。我們相信,在幫助之下,記憶的自我之後對於事情的看法會不同於體驗的自我——實際上,只有少部分從自殺中被挽救回來的人會繼續試圖自殺;最終,絕大多數人都很高興活了下來。但是,對於我們明知其痛苦會加重的絕症患者,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不會心生同情。


盡管如此,我還是害怕,一旦我們把醫學實踐的領域擴大到,可以積極地幫助病人加速死亡,會產生怎樣的後果。我不那麽擔心對這些權力的濫用,而更擔心對它們的依賴。為避免發生錯誤和濫用,提倡者設定了嚴格的界限。在允許醫生開致死性藥物的地方,如荷蘭、比利時和瑞士這樣的國家及美國的俄勒岡、華盛頓及佛蒙特等州,他們只能給特定的成年絕症患者開這類藥:他們有著難以忍受的痛苦、他們在不同場合反復提出要求、有書面證明說明他們的行為,不是由於抑郁或者其他精神疾病、有第二個醫生確認他們滿足標準。

盡管如此,更大的文化必然決定這種權力的使用方式。例如,在荷蘭,這種制度已經存在了幾十年了,沒有遭到過嚴重的反對,而且其使用顯著增加了。但是,到2012年,每35個荷蘭人就有一個在死亡的時候尋求輔助死亡,這個事實並不是制度成功的標準——那是失敗的標準。畢竟,我們最終的目的不是好死,而是好好地活到終了。荷蘭人在發展提供好活到死的姑息治療項目方面慢於其他國家。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輔助死亡制度強化了這樣的信念:在一個人衰弱或者重病之時,通過其他措施減少痛苦並改善生活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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