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文革40周年的時候，我寫了一組紀事性的文章，一共40篇，合在一起叫《童年紀事——文革》，但是在網上被編輯善意地改成了《童年回憶》。可見，那個時候文革就是一個敏感話題。今年文革50周年，我已經沒有再寫出50篇紀念文字的熱情了。但作為文革的親歷者，眼看文革正在被意識形態洗掉血跡，反塑成正當性的革命事件，我們有理由發出些許微弱的聲音，為這個時代留下證詞！

這就是開這個帖子的原因。準備寫五篇從個人視角反思文革的文字，不定期上傳，到5.16前完工。今天先拋出這個“引子”，後面將陸續上載正式的文章。特恭請同道指正，也靜待異類攻訐！

1、沒有祖先神靈佑護的一代

我的曾祖母是1960年餓死的。據母親說，我的曾祖母長得很高大肥胖，飯量有大。那時吃公共食堂，曾祖母已經年過八旬，不放心讓別人代為打飯——60年已經是一天兩頓稀粥，沒有飯吃了。曾祖母柱著拐杖，自己每天去打兩頓稀粥。大概是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曾祖母餓死了。母親說，人們都餓得沒有力氣，曾祖母出殯，沒人擡棺，因此，棺材沒有釘上，蓋子由本家幾個婦人擡著，草草埋掉了。後來爺爺每一次罵我們不孝時，都要說：60年為了不讓你們這些兔崽子餓死，我把我媽都餓死了！

爺爺罵的這些兔崽子不包括我——因為60年我還沒有出生。我很有幸，沒有趕上60年的大饑荒。這次饑荒讓我們村裏的人永遠難忘。後來農村流行憶苦思甜，據說好多次，站在上面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回憶的都是60年的大饑荒，而不是暗無天日的解放前。我沒有趕上60年，但是趕上了文革的尾巴。應該已經是70年代了，那時轟轟烈烈的時期結束了，但是文革開始深入到生活的細節和人們的精神層面。比如，清明，過年等，不讓上墳燒紙錢。我們家那時死去的親人，就是曾祖父，曾祖母。我的印象中沒有給他們上過墳。他們的墳地在那裏我也不知道。

其他的上墳日期記不得了，只有過年時的情形大概記得。70年代初，過年很簡單，有一陣子，也不讓養豬，或者養了豬要上交到公社。交到公社的豬重量必須達到110斤，因此，爺爺每次中途要給豬餵一頓食，讓它吃得飽飽的過秤。不記得是否有貨幣回報。過年沒有肉吃，嘴裏淡出個鳥來，這年過不過都一個樣。但是，大年三十晚上，天黑下來之後，爺爺都要弄幾樣祭品，到外面的野地裏，畫幾個圈圈，每個圈圈代表一個親人，燒一些紙錢。母親也會拿幾張紙，到田頭燒一下。按照當時的說法：過革命化的春節，其中包括不祭奠祖先。但是，家家都偷偷摸摸表示一下，不敢到墳頭去。

改革開放之後，氣氛寬松，清明、中秋、農歷十月一（給先人送冬衣）人們可以到墳頭燒紙了。爺爺那時執意把曾祖母的墳頭從水澆地遷到一個山頭——為了不被水沖壞。我當時對這些“迷信”的事情不熱衷，不能理解爺爺對曾祖母被餓死的那份歉疚。遷墳的事情也只是爺爺一個人忙碌。之後，年頭節下，爺爺都會準備祭品，在家裏舉行簡單的祭奠儀式。我在旁陪侍，聽爺爺嘴裏念念有詞，看爺爺臉上虔誠的樣子，我內心沒有對祖先的敬畏之心，有時還會覺得失笑。今天，我也開始漸入老境，而且身在異鄉，每年過年都要買一些紙錢，弄一點祭品，大年三十一個人，或者帶上兒子給死去的親人燒紙。

於是，我開始想：為什麼我的心中沒有祖先的位置，我為什麼對自己從那裏來這件事，沒有一點虔誠的崇敬。還有：我們，一個家庭，一個家族，那些儀式化的傳統，作為我們的祖先沒有白活，和我們沒有白活的憑證，為什麼沒有傳承下來！這些東西在我們的心靈裏是怎麼被徹底消滅了的！比如，我自己，現在內心很想恢覆它們，但是，卻沒有一點內在的沖動支持，也不知道從哪裏開始。比如，爺爺實行的那些儀式，那是幾百年流行來的文化表征，當年被我當成迷信，在我這裏被截斷了，現在再也無法恢覆。那麼，是什麼讓我和我們失去了這些東西？現在追溯起來，原因只有一個：文革。當我們作為孩童，最應該膜拜活的傳統，參與活的傳統，根植活的傳統的時候，傳統的儀式被汙名，被禁止，而過了這個時期，傳統再也無法在我們心中植入。

現在，我們活在沒有祖先神靈佑護的精神空白狀態下，這是文革對我們這一代，甚至下一代，下下一代最大的遺禍，是歷史對我們最大的懲罰！

2、“愚妄”的理性

文革後期，即：林彪事件後，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懷疑的情緒，但是，我們不到10歲的孩子，自然不會感知這些政治下面的潛流。我們嘴上仍然互相學習，戲虐，取樂，對批判對象進行人格汙蔑。比如，當時流行的兒歌有：劉少奇的×，被王光美來揉——後面的歌詞不堪入耳。現在想來真是罪過。林彪事件後，林彪在我們的嘴上也變成了“林禿子”，葉群則是一個裹著頭巾，帶著黑色墨鏡的眼鏡蛇樣的子（後來的江青也好像是這個樣子）。

批林批孔運動應該是我們記憶比較清楚的文革事件。這件事讓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壞蛋，叫孔老二，一並知道還有少正卯等等歷史人物。這樣，孔聖人在我們的嘴裏成了輕薄的對象。中國五千年的文化正尊輕而易舉地被我們徹底毀棄。批林批孔，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兩個人究竟有什麼聯系，但當時出版的漫畫小人書是讓我們大快朵頤的精神食糧。

一本漫畫，是畫沒落貴族貴族孔老二罪惡的一生的，以現在的眼光看，那本漫畫仍然是精品（前一段在網上流行，才知道是巴金撰文，某某繪制）。其中有一幅畫面我終身難忘。少正卯也開了講壇，孔門的學生很多學生被吸引去聽，孔老二門下冷落，慘淡經營，自己坐在講台上，指手畫腳，下面空空的地上，遠遠地只坐著一個顏回。關鍵是孔老二和顏回之間空空如也，隔得老遠。我至今讚嘆藝術的高超表現力！

正如，唯物主義所說：這件事顛覆了我們這些孩童正在形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後來在1976年初，文革就要結束之際，我們這些十二三歲的小孩子，把村裏唯一留下的“四舊”之一：村廟，嘻嘻哈哈地就給拆掉了。拆廟之初，我們都故意逃學不去，大約是受大人指使，因為雖然經過文革洗禮，村裏的農民對拆掉廟宇還是不怎麼放心。後來，校長在高音喇叭上一遍一遍地喊：某某某的兒子某某某，盡快到學校參加勞動。大人沒有辦法，我們一個跟著一個到了學校。然後，校長勇敢地往“大殿”頂上攀爬，一不小心，差點栽下來，但是，神靈保佑（神靈保佑不了自己），他抓住了一根椽子，終於爬了上去，把山墻上的一塊瓦當揭下來，狠狠地摔了下來。

後來據說村上有些人家鬧鬼，但那也只是我們嘴上嘻嘻哈哈的談資，誰也沒有覺得這與我們有何相幹。

但是近年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讓我們慢慢認識到文革對我的大腦構造的永久破壞。

大約是四五年前，我遇到一些信佛的朋友。我自己也讀過一些佛教的故事，甚至南華經，心經，金剛經也曾研讀，對色相，空空等概念也有一些體悟。一些信佛的朋友有意無意地提示我這點。有一陣子，有一個篤信佛教的學生，每隔一段時間，就到我家裏來聊天，他幾次讚賞我的“慧根”。他幾乎希望我參加一些佛事。但是，我最後理性拒絕，而且，把那個學生也得罪了。他再也沒有來找過我了。我不是不喜歡佛，但就是信不起來。

我對基督教一直很有好感。有一年去歐洲，在梵蒂岡參觀，看著歷代教宗莊嚴的墓地，我不無羨慕地對同行的朋友說：希望死後也埋在這裏。在知道我的大姐成了虔誠的基督教徒時，我在心裏也暗暗為她慶幸——我知道她找到了通向內心寧靜與和平之路。但是，我自己卻沒有勇氣接受基督教。有一次，一對網友，知道我對基督教的態度，來我家聊天。臨走，她們虔誠地為我祈禱——雙手合十，嘴裏念著禱詞。我在一旁慌得手足無措，希望她們的祈禱快快結束。我們真的無法接受她們的美意。

我一直在想：我為什麼不能像別人那樣，幸福地缽依一種宗教。我清醒地知道宗教是人的本質的一部分，但是我的那一部分被永久奪去了，我無法放棄內心那些“愚妄”的理性和“邪惡”的執念。因為——小時候的文革事件在最恰當的時候，以最恰當的方式，介入了我的教育過程，改造了我的世界觀，毀壞了我大腦構造中的信念區域。

3、文革——我們的人生課堂

文革時期，我們正式孩提時代，除了對那個時代的貧窮感同身受之外，別的事情其實不大明白。有一段時間，大概是上學前，時間是在1969左右，我們對“辯論”特別感興趣。“辯論”我們的土話叫“罵仗”。這是從大人們那裏學來的。一般都像演劇一樣，在開始之前，各自分配角色。你是某某某，你是某某某。這某某某都是有真名實姓的大人。這些人之間常常“辯論”，我們在在一旁看熱鬧，小孩子記憶力很好，能記住他們的每一句對話。我們的“罵仗”台詞就是重覆大人們之間的“實況”。現在好像就記得學過“余三”——我一個同學的父親，他和誰“辯論”現在記不得了。

大人們常常是在辯論國家大事。當時的國家大事就是圍繞文革的什麼走資派、反修防修、劉少奇、紅衛兵等等。我們模仿大人罵仗有兩個東西必須“像”：一個是語言不能走樣。大多數時候，那些政治術語，一個六七歲的小孩記不準確，旁邊就會有人提示。另一個是罵仗的氣勢要足，不能輸。那個時候，大人之間辯論是辯不出勝負的，就看誰的聲音大。其實，兩邊的聲音都很大。那麼，怎麼決定勝負呢？在大人們看了，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勝利了，對方輸理。我們孩子看不懂，就看誰氣勢大。

上學之後，這種辯論衰落了。當時學校的道德教育就是三忠於四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熱愛毛主席等等）。關於愛的教育除了對毛主席的愛，就是對公共財物的愛，即：為了保護生產隊的一顆辣椒，你應該獻出生命。至於人與人之間的愛和尊重，都是資產階級，剝削階級的東西，一概作垃圾摒棄。在家裏我也想不起來大人們做過什麼人生觀的教育。有一次，三哥在院子裏跳得老高，大聲地宣稱要和爺爺華擎界限，作為地富反壞右之一的爺爺只好沈默，他無法理直氣壯地和三哥辯論——那是一個反向教育的年代。

當時，我們最有收獲的遊戲就是“偷”。今天想來，對我們這些惡行毫無負疚感，更無負罪感。“偷”一個是偷別人的東西，但絕對不是入室偷竊，這裏的“偷”，僅限於樹上的水果。幾個小朋友，一個放哨，一個接應，身手最好的一個翻墻入內實施偷竊。偷來之後大家分享。還有一種就是偷外村來叫賣貨的人，這時偷來的東西是讓可以別人的羨慕的炫耀品。另外一種就是偷生產隊的東西。果園裏的果子，或者是菜地裏的菜。幾個小孩子，聚在一起，踩好了點，就在風高月黑的夜晚實施。偷到最後，我們會禁不住對自己家裏的東西發起邪念——把大人辛辛苦苦藏起來的錢物偷出來揮霍。

文革時期，大人們的行為和價值觀被扭曲，社會處於價值觀顛倒的時期。我們沒有接受應有的道德教育和行為規範，沒有形成基本的準則和教養。就對自己的影響而言“禍及今天”。比如，很難對神聖的東西有敬畏感，自己的行為很多時候都會遷就外部環境，用權宜之計解釋自己行為中的“罪責”。比如，說謊，在任何價值體系中都是一個“罪惡”，但在我們的價值體系中就成了“無傷大雅”的習慣。比如，辯論，我們大多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看誰的氣勢足，到最後，就是看誰的嘴臟——在我們集體無意識中，從來不是以臟為恥，而是覺得只要達到結果，骯臟就不是問題。我們這一代失去了反思和懺悔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