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潑皮的“自信”

去年的一天，在醫院排隊掛號。春節剛過，醫院人很多。我快排到窗口了，突然後面插進一個人。我回頭看，是一個60來歲的老人，排在他後面的人說：你怎麼插隊？這個頭發花白的老人嬉笑著，指著自己的胸口，說：我心臟病，心臟病！然後就插進來了。在候診區等待的時候，這個老人也正好在那裏，他向老同伴們炫耀自己插隊技巧，同伴豎起了大拇指。我想：真是壞人老了！那種歪壞的插隊技巧，正是他們（我們）小時候常常引以為榮的把戲。想不到啊，盡管文革過去了50年，一回頭，我們還在那裏——仍在文革中。

文革中間流行一句話：卑賤者最高貴，高貴者最卑賤。這句話的前一句養成了我們（文革那一代人）潑皮式的自信，而後一句話則是我們打倒高貴的價值觀和行為的理由。當時的環境是鼓勵潑皮的，高貴則沒有容身之地。我記得文革後期，我們十一二歲，有一種心理，就是努力把自己往“痞”的一方面發展。有一陣子，說話總是要帶很臟的字。潛意識覺得那些“高貴”和“正經”的行為，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會讓自己覺得不安全，於是，借著“高貴者最卑賤”的毛主席語錄，對其極盡毀滅之能事。我們這一代人的心性修養水平是在底線附近建立起來的。

比如，有一陣子，大概是5年級的時候，我們整體在勞動，修出了一條鄉間公路。那個時候，班上的“領導”是幾個勞動最賣力的學生。他們掌握著班上的話語權。有一次，大概是我沒有好好勞動，班上進行批鬥會。我忘了自己是不是站在台上低頭認罪。但有一個細節，我至今記得。其中有一個同學，也就是我們的班長，寫了正式的稿子，他在歷數了我罪狀之後，給我戴了一頂帽子——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在發言的末尾他宣布：剝奪我的權利。他沒有說剝奪什麼權利，但絕對不是勞動的權利。但這件事給對我的影響不是對我造成了多大羞辱，而是，徹底斷絕了我們的人性中對“高貴”的認可。

文革後期（1973年左右），我們是三四年級的學生，暑假有時會去生產對勞動，一天是可以掙3分工，另一個是喜歡勞動間的娛樂。但是，我很快發現在勞動中最快樂的是“貧下中農”，他們口無遮攔，肆意調笑。地富反壞右只能低著頭，偶然還會遭到冷不丁的“被幽默”——而你又不能還口。我是一個地主的後代，在那種極端壓抑的氣氛中感到恐懼，但又特別向往勞動間隙那種無拘無束的“貧下中農”的快樂。於是，即使在有一次遭到隊長的公開侮辱之後，我仍然堅持要去生產對參加勞動。因為，這是我們向主流靠近的唯一方式，我內心心悅誠服地接受了這種“卑賤”人生觀。

在那個自己很卑賤的環境中，我的內心積累起了一種非常邪惡的心態。其實，我們這樣的人不會被當時的社會環境接受，是賤民，但是內心裏面最不願意“同流合汙”的卻是和自己同類的人——地富反壞右。比如，我（們）會在的日常生活中避免和自己的同類接近，最怕自己被歸類到這一類之中。我們大概每一個這樣的“賤民”都在心裏認為：他比我更骯臟。從這個角度看，文革中間，“被解放者”建立了潑皮的自信，這種自信陽光燦爛，而被政治打上烙印的屈辱者，則努力向卑賤者誠服。在對卑賤的認同和趨近方面，我們或許比那些侮辱我們的人更加不堪。

5、我們（他們）這一代人的文革。

最近讀了一些北島寫的散文，有懷舊的文字，也有交遊的記錄。北島在國內的標簽大概是右派，但他在國外卻整天和各色左派混在一起。這一點兒不奇怪。國外左派和右派在民主問題上沒有分歧。在國內他們都算是右派。讓我意外的是，北島在自己的書中為郁風、馮至和他父親奉旨“高密”的辯護。由此，我似乎看到了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文革遺跡。國內還有一批人比北島走得更遠、更甚，比如，汪暉、劉小楓、甘陽等新左派，他們成了皇城裏的夜鶯。

據阿英說，北島在國外，一喝醉酒就要高聲朗誦：天是陰沈沈的天。這是史詩《東方紅》裏的台詞。對此，我一點兒都不驚訝。我自己何嘗不是如此？如果不假思索的開始，我們張嘴說出來的是毛主席語錄，張嘴唱出了的革命紅歌。前幾天，我還哼一首老歌：我站在海岸上，把祖國的台灣省遙望。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蕩漾。這是70年代，我們餓著肚子在為生活水深火熱之中的台灣人民憂心的歌曲。

對於我們這些在文革中長大的一代人，文革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過去式，它是現在式和未來式。文革的思維方式仍然活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比如，對集體主義的迷戀，對權力的崇拜。不管我們讀了多少西方關於人格獨立、精神自由的著作，不論在講台上我們如何高談人的權利和尊嚴，等等，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會不自覺地向集體主義尋求“支援意識”。我們也明白以卑鄙為通行證的權力的卑鄙，但是每遇到的權力，我們都會在內心彎下脊梁，獻上膝蓋。

那些自詡深刻反思文革的人也大多沒有逃出這個窠臼。比如，1980年代反思的那一代（生於1950年前後，即：北島那一代）。後來的事實以及未來的事實一直在舉證他們如何從普羅米休斯起家到以撒旦為歸宿。這一代人有大惡隱藏其中。為什麼？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作為反思歷史的鏡子來自蘇俄。赫爾岑《往事與隨想》是他們的聖經，十二月黨人是他們的耶穌。他們一直沒有走出開明專制的陰影，他們心中向往的永遠是一個人性洋溢的君主。

第二、他們中間即使最激烈的反思並否定文革的人，很多卻是以文革的方式反思文革。也就是說他們可能否定的是別人的文革。一有機會，他們就可能發起自己的文革。他們是歷史王朝更疊理論的繼承者。這些人的特點除了權力崇拜和集體主義之外，還有就是決不妥協的精神，這是文革暴力的來源，也是當下暴力政治的基礎。這些人在文革的宏大敘事中修煉出了一付救世主的下水，一但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強迫民眾為他們的神聖使命賣命。

北島那一代，還有我們（代表60年代）這一代人，真正對文革反思的是那些首先承認自己在文革中有罪，並真誠懺悔的人（即使他們沒有參與文革）。他們不會原諒自己，但是會寬恕別人。他們有真正的獨立意志和自由精神，而不是以此作為招徠（比如，摩羅等）。他們不是為自己謀取權力，而是為別人爭取自由。他們當然希望救世，但不是以自己的君臨天下，而是以法治憲政和民主政制的建設和推進為路徑。這些人是中國20世紀初幾乎孕育出來，但後來又絕種的一代國家精英。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這些極少數幸存的國家精英，已經被權力以及被權力改造的佞眾們徹底汙名。

今天我們反思文革，重要的不是控訴過去文革的罪行，而是遏制今天文革的重演，並站起來為那些被汙名的高貴的靈魂正名。（愛思想網站 2016-0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