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難弄懂：為什麽宗教的“原罪”在《西遊記》里卻變成了那個著名的“九九八十一難”。人生活在世界上，最根本的悲劇，最根本的苦難是無緣無故的。比如說，你必死，你說有什麽原因呢？你再怎麽躲也躲不過。再比如關說，你必然遇到苦難。當然，你遇到的困難是什麽是不一定的，但是你必然遇到困難卻是一定的。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是一個有限的存在，就是再努力也是有限的。也仍舊不可能成為無限。那麽，我們的人生怎樣才有意義呢？只有轉過身去，去面對終極關懷，去面對信仰與愛。這就是“無緣無故的愛”。為什麽西方基督教和印度佛教都從無緣無故的原罪走向了無緣無故的愛呢？道理在這里。但是在中國卻完全不同，中國人一上來就首先把無緣無故的原罪偷換為“九九八十一難”，也就是現實的苦難。結果，因為變成了現實的苦難，中國人就都有了一種狂妄的自信。這個自信在唐僧身上可以體現得就很清楚。自認為自己可以出面代替上帝；自認為自己無罪，有罪的是他人；自認為自己清白，齷齪的是他人；自認為自己可以出汙泥而不染，而別人都是汙泥。這，就是唐僧的心理軌跡。

例如，唐僧這個人每次犯了錯誤就都從不檢討。就好像我們中國，一犯錯誤就抓個什麽什麽“幫”來頂罪，漢代的時候犯錯誤就抓個“十人幫”（十常侍），本朝的時候犯錯誤我們就抓個“四人幫”，總之是沒有人出來自我檢討。所以，順自己者昌，逆自己者亡。這樣，本來所有的人應該接受上帝審判的，結果就變成了所有的人都去審判別人。只要他有話語權力，他就可以審判別人。這一點我們在中國的“文革”的時候看到了，所有的人都是造反派；我們在今天的網絡上也看到了，在網上，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是暴民。為什麽會出現這個情況呢？西方人感到不可理解，其實就是因為中國人的內心深處，誰都認為自己是絕對的裁判者。自己就是上帝，自己就是完美的，不完美的都是別人。自己生活沒過好，就怪別人，自己工資沒掙著就怪別人，什麽都是怪別人。所以，“九九八十一難”成為了西方宗教和西天宗教的原罪說的“中國特色”版。“原罪”被置換成了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為壞人和壞事而產生的“苦難”。你們是不是還記得？孫悟空不就跟師傅叫苦說：“師父啊！你是那世里造下這屯遭難，今世里步步遇妖精，似這般苦楚難逃，怎生是好！”（第65回）而唐僧也說：“水水山山災不脫，妖妖怪怪命難逃。”（第86回）而他們所遇到的，也都只是某些偶然的、可以克服的、因為壞人和壞事而產生的“苦難”。這里的“水水山山”的“妖妖怪怪”，就類似於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貪官汙吏”與“階級敵人”的概念，都只是一些現實的矛盾糾葛、厲害沖突。男人要吃他的肉，女人要跟他作愛，如此而已。而唐僧也就因此而成為一個受害者，成為一個無須贖自己的原罪而只需去指責別人、審判別人的人。

師徒取經：不可思議的“暴力”為“愛心”開道

第三個，玄奘是一個愛的聖僧，可是唐僧不是。我們注意到玄奘是憑借愛的力量和信仰的力量取經成功的。在《西遊記》里，唐僧表面上還是頗具愛心的人，“微生不損，見苦就救”（第72回）、“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第14回）。而且，在書中其實真正有生命危險的就是唐僧一人，可是恰恰也只有他卻並不設防。而且反對殺生，並且一再告誡：“打死這個無故平人，取將經來何用？”（第27回）可惜的是，從玄奘開始的這一優良傳統，到了《西遊記》，卻已經完全成為被嘲弄、被批判的對象。

我想，或許是因為有了中國特色版的“九九八十一難”，中國人因此在現實中爾虞我詐和斗來斗去，愛的哲學，從未誕生，“斗爭”竟然成為“哲學”，於是每一個人都只有通過消滅對方的方式來保護自己。在講《三國演義》時候我就講過了，到什麽時候才可以放手呢？到廝殺到最後一個人。所有的苦難都要用“廝殺到最後一個人”來解決，這就是中國的斗爭哲學。在西方，人們是用都首先放手來解決。大家都轉過身去，面對上帝，結果苦難就此消失了。因此中國的“九九八十一難”實際上就是我過去給大家講過的那個“囚徒困境”的童話化。《西遊記》實際上就處在一種“囚徒困境”之中，雙方其實都不是壞人，但是在中國文化的海洋里，卻必須要廝殺到最後，否則就要因此而喪生。

正是因為上面這個原因，中國人就覺得，像唐僧這樣不主張暴力又怎麽能成功呢？結果，在《西遊記》里，對唐僧這種做法就每每大加諷刺。因此，唐僧從玄奘的正面形象、成功的形象，變成了一個被中國人都來集體諷刺的形象。本來，“微生不損，見苦就救”、“掃地恐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體現的是宗教的根本精神。宗教的根本精神，就是我前面說的那種“首先放手”的精神，也就是我們說的“舍得”的精神。這種“首先放手”的精神和中國的“決不松手”的精神就恰恰形成了對比。唐僧說，哪怕對微塵，對小動物，我們都要放手，都要給它以生的機會。所以，叫“微生不損”。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是在西方的天路歷程中，那麽只要他這樣做了，他就不會有生命危險，哪怕是在中國，玄奘當年也是這樣做的，而且也沒有遇到生命危險。但是在《西遊記》里卻不同了。所有的生命危險都來自於“愛心”。你看。在《西遊記》里孫悟空就沒有什麽危險，他是個打手，誰敢跟他打？打遍天下誰也打不過他，只好都躲著他。但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欺負唐僧。為什麽呢？就是因為他的愛心精神在中國反而成了被欺負和被欺淩的一個理由。這簡直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一個“奇跡”。一個民族竟然會有這樣的非常惡毒的想象，一個民族竟然會有這樣的對愛的非常恐懼的想象。玄奘憑借愛的力量已經成功了，我們卻還懷疑說：這樣做不會有生命危險嗎？這樣做不會被妖魔鬼怪吃掉嗎？這個地方的“妖魔鬼怪”，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實，《西遊記》里的妖魔鬼怪其實到最後真的被打死的沒有幾個，都是一把它降伏，上天的神仙就把它收回去了。你一定要記住，《西遊記》是一個童話故事，它不是真的寫戰斗，所以，我下面還要講，《西遊記》比《三國演義》和《水滸傳》要好很多，它是中國人的一次真正的關於自己個人的人生想象。它想象了中國人自己的人生，但是這個想象本身也實在是太有“中國特色”了。西方人看到會覺得很奇怪。因為我們本來完全可以從玄奘的立場出發，我們可以想象：玄奘都已經成功了，那我們就繼續用愛來照亮我們生命的道路，繼續帶著愛上路，那麽我們不是也就可以同樣地成功嗎？我1990年寫了一本書，《生命美學》，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想法就叫做：帶著愛上路，可是這個想法卻總是被很多人所拒絕。他們說：帶著愛上路？那你不是成了唐僧了嗎？那你不是要盡吃虧上當嗎？確實，哪怕是連唐僧也不可能只帶著愛上路的，明明是用愛心去征服世界，這本來已經足夠足夠了，可是愛心的先鋒、愛心的先遣部隊竟然還是暴力，這實是中國的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暴力為愛心開道，推崇愛心的唐僧卻要靠一個提著金箍棒的人去保護。看來中國人從下意識里是不相信愛的。他還是覺得只有暴力才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