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回到中國，當然可以把你拍的照片與家人分享，甚至每個人都可以在網上看到成千上萬的風景照。但是你看，你拍下的那個洞穴，瀑布，那塊岩石，僅看照片，怎麽能聞到它呢？它清涼的溫度呢？怎麽會有觸摸感？俗話說，一圖勝千言，但是生活，生活可是常新常異的。

喬什為家鄉的自然美感到自豪，但是他也告訴我們，賽歐托絕不只有「善」與「美」的一面，與阿帕拉契亞的其他小城一樣，它充滿了困境與危機。行走在保護區內，喬什偶爾會拾起一片「藥品」包裝紙，告訴我們他身邊成癮類藥物泛濫現象，年輕一代生活在虛擬網絡中不懂得如何用眼神跟人交流，而教堂式微使社區聯系不如從前密切。

他也曾在遊人扔棄於林中的17個垃圾袋中逐一排查，終於在最後一袋里根據未燒盡的信封，找出「破壞環境者」。喬什的經歷，也證實了一項關於環境管理員職責意識與地方感關聯度的研究：發現環境問題並引發公眾關注進而促進行動，具有強烈的主體感和責任心，這是形成地方感的「先決條件」。

因此，喬什的地方感，體現在對自然環境的直接感知、理解與行動幾個層面，其關鍵點在於親身經歷。從社會學視角來看，經歷不僅是個體的，也是社會性的，如果當地人的參與感與分享感被剝離掉，沒有實質上的身心卷入，則很難積極主動地葆育地方感。所以地方感作為一種系統的參照體系，有助於預測地方的可能性前景。

（二）人與社區：農場主家的日記本

幾年前，一位學者曾經調查俄亥俄州南部幾個縣職業婦女的地方感與身分認同，她發現這些婦女身上有一種雙重意識，即一方面她們意識到阿帕拉契亞的地方音樂、山地文化以及緊密的家庭、鄰里關係的重要性，表現出文化自豪感；與此同時，她們意識到外界對於該地區的刻板印象，因此非常敏感。但作為職業女性，她們的個人發展故事以及與當地環境、家人、社區的關係，對於地方認同具有重要示範性作用。我們田野項目的另一位合作人芭芭拉（Barb Bradbury）即是這樣一位代表，她的經歷可以看作是對阿帕拉契亞人「習得性無助」等刻板表述的挑戰。

芭芭拉一家住在賽歐托縣郊區的颶風農場，她曾是社區教育者，後來專職經營家庭農場，其主要業務是自制並售賣新鮮有機農產品，包括楓葉糖漿、蒲公英果凍、大黃、西紅柿、羽衣甘藍、自制麵包等。芭芭拉有一個手寫筆記本，記錄每樣產品的價格、訂貨人、送貨地址及數量等。當芭芭拉向我們展示她的農場筆記的時候，她旁邊還有兩本發黃的筆記，那是她祖母在八十多年前記錄的農場生活。與芭芭拉相似，祖母在1930年代也擁有自己的小家庭農場，也在日記里詳細記載了當時的經濟圈，諸如客戶地址、送貨時間、產品清單、甜點食譜、收入數字，以及汽油稅退稅、農業局退款等等。我們田野團隊的「服務-學習項目」之一，便是協助芭芭拉將她祖母的這兩本農場筆記輸入電腦進行數字化存檔。當我們翻閱這些個人檔案時，看到相隔八十餘年的筆記，勾勒出的不僅是農民、妻子、母親的形象，還有家庭朋友、顧客和教會成員的社會和經濟網絡。田野團隊將根據祖孫兩人的筆記，進一步研究近代阿帕拉契亞的社會變遷，探討女性經濟地位、地域文化及身分認同的相互作用等問題。盡管此項研究仍在進行中，但我們認為，芭芭拉等自力更生而且有意識地進行文化傳承的女性，由於她們的文化認同以及影響力，對於研究貧窮地區居民怎樣認同社區、葆育地方感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