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顯的因果報應和禮教道德教訓解釋故事的，在馮夢龍的第一本小說集《古今小說》裏，就有《閑雲庵阮三償冤債》、《滕大尹鬼斷家私》、《木棉庵鄭虎臣報冤》、《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明月和尚度柳翠》、《李公子救蛇獲稱心》、《梁武帝累修歸極樂》、《任孝子烈性為神》諸篇。敘述者幾乎全是站在世俗視角編織故事，描寫人物，敘述事件。上文我們分析了《醒世恒言》裏的《王嬌鸞百年長恨》，下文再分析不同故事類型的《滕大尹鬼斷家私》。[3]

一看題目，就知道是劃分家產的故事。和男女成婚一樣也是古人生活的大題目。故事說的是一位富有且退官在家的太守，原先有一子，後來在垂暮之年，又討一妾，生得一子。長子貪財，虐待年輕的繼母和弟弟。太守臨終之際為劃分家產設下妙計。他一面對長子說，所有田地屋宅都分給長子，只留下小屋一間，薄田五六十畝給庶妻與小兒子。但同時又密授一幅行樂圖給庶妻，如日後得不到公正對待，就拿著這幅行樂圖去見官，“求他細細推詳，自然有個處分，盡夠你母子兩人受用”。果然太守一死，長子就作起惡來，將後母與弟弟趕到後園雜屋棲身，每日粗茶淡飯。如是者數十年，次子逐漸長大，忿忿不平，於是母親便將行樂圖取出，送到官府，請求公斷。滕大尹雖然賢明善斷，但也要思索許久，才忽然生悟。看見畫軸裏面有暗寫的字形，說明破屋的地下藏有許多金銀財寶。於是，滕大尹裝神弄鬼，裝得好像太守顯靈。趁族人深信不疑之際，將所有地下挖出來的銀子，斷給了後母和繼子。長子雖然想反悔，但也有口難言了。

根據學者的考證《滕大尹鬼斷家私》的故事，來源於《皇明諸司廉命奇判公案傳》中“爭占類”的一件公案。經過改寫的話本小說與《公案傳》的基本情節相同。《公案傳》中的主角是包公。大概是無數包公斷案故事中的一個，而且可能接近原始事實。這個宋代的公案被話本小說的作者改成明代永樂年間的故事。通讀全篇，作者改動最大的有兩處。第一是更加突出了長子的貪財、不孝，突出他妄生吞並全部家財的罪惡之心。第二是修改斷案的形象。在《公案傳》裏，包公只不過用他的智慧明斷公案，造福弱者。舍此之外，沒有別的動機。但滕大尹除了是一個聰明善斷的判官之外，還是一個貪財好利的官，他不會放過借機生財的機會。太守遺言明明是許他三百兩銀子，但他卻改成一千兩金子酬謝。這兩處的重要修改的作用都是一樣的：突出家門無孝子的可怕結果。長子如果孝順父親，善待後母和庶弟，則斷不至於鬧到對簿公堂的地步，一旦家醜外揚，結果是名譽、錢財兩樣都損失，官府裏是沒有正義的。當然，小說裏對官府的不信任是另一個問題，小說所著意申明的是不孝導致的惡果。作者描寫議論到：“大尹判幾條封皮，將一壇金子封了，放在自己轎前，擡回衙內，落得受用。眾人都認為是個倪太守許下酬謝他的，反以為理所當然，那個敢道個不字？這正叫做‘鷸蚌相爭，魚翁得利’。若是倪善繼存心忠厚，兄弟和睦，肯將家私平等分享，這千兩黃金，弟兄該各得五百兩，怎到得滕大尹之手？白白裏作成了別人，自己還討得氣悶，又加個不孝不弟之名，千算萬計，何曾計得他人？只算得自家而已。”

《滕大尹鬼斷家私》並沒有明裏說因果，但其中的因果報應的傾向一目了然。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因果的模式可以說是基本不變的模式：凡是蘊含喻世諷人味道的小說，都離不開因果報應來解釋故事情節，而凡是顯露出因果傾向的小說故事，必然借一個明確的時間框架展開敘述，並且情節順時演變的傾向必然是從好到壞，從壞到更壞。由好的狀態演變為壞的狀態，在閱讀上會引起不愉快的經驗。由於這種不愉快的經驗，又會令讀者接受敘述者指出的擺脫壞狀態出路的道德暗示。在作者對人生的理解裏，只有兩種狀態，好的狀態和壞的狀態。所謂的好和壞均是依照世俗道德的標準確定。人所以會從好人變成壞人，生存的狀態之所以會從好的狀態變為壞的狀態，都是因為人放棄了道德信條，放縱私欲。縱情私欲或許暫時能夠得到一些樂趣，但早晚得樂極生悲。例如，王嬌鸞和周廷章在瞞著父母明來暗往的時候，倪繼善在父親死後占盡良田美宅的時候，何嘗沒有幾分快樂，但是這些快樂是悖逆天條的私欲，至公的天道總有一天會讓他們自食惡果。這些故事的全部含義是不言而喻的：人應該回到那條古老的軌道，應該按照聖賢的教誨行事，不可放縱私欲。因為它們是保證人們塵世幸福的唯一的途徑。小說就是這樣替淺薄的讀者許諾了一個廉價的天堂。《滕大尹鬼斷家私》的作者，在故事開篇之前，寫了一段表明他喻世醒世的宗旨，“且如今三教經典，都是教為善的，儒教有十三經、六經、五經，釋教有諸品《大藏金經》，道教有《南華沖虛經》及諸品藏經，盈箱滿案，千言萬語，看來都是贅疣。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兩個字，是‘孝悌’兩個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哪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麽你我？較什麽肥瘠？”

有趣的是作者在上面一段話中，將自己認定的處世做人的大道理和三教經典並列做了一個比較。作者顯然處在矛盾之中，他想強調他認定的處世做人的價值準則與三教經典的區別，籍以提高敘事作品在讀者心目中的地位，同時也連帶為自己爭點面子。作者清醒地知道，出於稗官者流、街談巷語的小說和堂堂的三教經典是根本無法比較的。作者的心理不平衡，他想通過貶低三教經典擡高自身而使小說進入正統。然而，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就已經是三教的俘虜了，因為他做了三教經典的傳聲筒。作者對人生與社會的全部發現，盡管他自詡他的發現多少有點獨特，但是他自詡的得意，其實早已被三教經典說的爛熟了。他脫不出三教經典的框架，就像孫猴子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作者一面貶低三教經典，另一面又做著三教經典的傳聲筒，這就是古代中國絕大部分小說家的命運。事實上，重要的不是一位作家的寫作能否進入正統，能否擠進被公認的主流地位，而是他敘述是否給讀者提供了一個理解人生，理解人類內心經驗的新視角。以這個標準來看古代的小說家，他們多數都是不合格的。

三、古典敘事的局限

因果報應的思想模式自身有一個完整的結構，完全不同於我們今天說的因果聯系的思想。實際上，因果報應的思想模式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觀念與佛教思想相互融合後的產物。小說敘述形式的成熟與傳統道德觀念同佛教思想完全融合很有關系。只有這種融合才能產生因果報應的思想模式，而因果報應思想模式的出現，給敘事作品提供了對故事進行解釋的敘述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