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依靠土地以農業為主的生計模式已轉換為農業＋副業的兼業模式。後鄉土社會的另一個重要變遷就是農戶生計模式的轉型，盡管在鄉村發展進程中，農業經濟與糧食生產也在不斷增長和發展，但是對於多數農戶而言，農業卻已經不再是主要的生計模式。多數農戶的生計模式屬於農業＋副業的兼業模式，而且越來越多農戶的主要經濟收入與生活來源是依靠外出打工或工商經營，從農業收入在農戶總收入中所占比例來看，較多農戶的主業其實已從農業轉型為非農業。

盡管“民以食為天”，盡管農業的基礎地位不會改變，但農業之於鄉村居民的生計來說，其地位或重要性卻已經發生改變。這一變化是現代化和市場化背景下鄉土社會的一個重要轉型，也是後鄉土性的又一典型特征。

此外，鄉土文化在與現代性文化的交匯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文化是人們在生活中形成的知識、規範和價值系統，隨著現代性文化不斷向鄉土社會的滲透，村民生活方式從單一的村落生活邁向鄉－城兩棲生活，社會經濟的轉型驅動著鄉土文化的變遷。

雖然村落共同體仍在維續，但是，在現代性和市場文化的沖擊之下，鄉村文化的“鄉土本色”已經漸漸淡去，鄉土文化出現傳統與現代、本地與外部的分化，知識、規範與價值觀念正走向多元。如今，我們在鄉村社會也能看到一些傳統的、鄉土的文化元素，但越來越多的鄉土文化成分如傳統的技藝、道德和價值觀念漸漸離我們遠去，變成了社會記憶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此可見，不斷變遷的鄉村文化已具有了後鄉土性的特征。

所以，無論從村落的結構，還是從村民的職業結構，以及鄉村文化的構成來看，當前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都與傳統鄉土社會有了巨大的改變。正是在這些改變中，我們既能看到一些留存的鄉土特質，又能看出鄉土社會走向後鄉土社會的過程。

三、後鄉土性的歷史與經驗事實

鄉村社會的後鄉土性特征的形成，其實是經歷了一系列歷史變遷的結果。從歷史的角度看，鄉土社會所經歷的一些重要變遷歷程是值得關注的。就其對鄉村社會性質的影響而言，有兩大類的歷史過程對後鄉土性的形成作用顯著。一是在１９４９年後對鄉村社會的一系列改造的歷史事件。二是改革放後的市場轉型。

１９４９年後到１９８０年代初農村改革前，某種意義上說，對鄉村社會的改造成為鄉村變遷的歷史主旋律。鄉村改造是多方面的、一系列的，首先是鄉村土地制度的再造。鄉村土地革命的全面推進，確立了土地公有制的新制度安排。鄉村土地制度的更新與改造，實際上已經改變了鄉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制度基礎與制度框架，同時也意味著鄉土社會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變化。

其次是農業經營體制和鄉村社會架構的改造。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歷史，改變了農戶自主個體經營體制，農業生產經營體制最終轉向集體經營體制，也就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業生產經營體制。這一經營體制顯然與鄉土社會的小農家庭的個體經營體制有著非常大的差異。對農業生產經營體制的改造，實際上也改變了對鄉村社會的構成方式。在農業合作化和集體經營體制下，鄉村社會的農戶與村落的基本構成形式，增添了合作社、生產小隊和生產大隊等生產經營組織，這些派生出來的新型組織改變了鄉土社會的原結構，同時也面臨著派生結構與原結構的整合問題。由此看來，後鄉土社會是由鄉土原結構和鄉村改造派生出的結構而構成的社會。

鄉村改造還包括對鄉土文化的改造。“破四舊”和“文革”事件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進了對鄉村文化的改造，為了再造與集體化經營體制相對應的新文化體系，許許多多傳統的、民間的和鄉土的文化要素被列入“舊文化”或“封建文化”的範疇之內，成為重點改造的對象。鄉土社會中的風尚、習俗、信仰體系和價值觀念等經歷改造之後，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改革開放後，鄉村的一些地區雖根據社會記憶，努力地恢復和重建鄉土文化，然而即便如此，被改造的鄉土文化其實已經難以復原，恢復與重建的鄉土文化實際上已具有後鄉土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