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心中妖魔的思路，貫穿著四眾取經的全部行程，其中反復出現的聖僧與色魔的情景悖謬，寫得最有特色。色障是明代人關注人性的一個重要焦點，它對唐僧為首的取經群體構成了八次挑戰和威脅：黎山老母等“四聖”化作母女四人，要招他們為偶；白骨夫人變化成美女迷惑他們；西梁女國的女王想招唐僧為婿；琵琶洞的蠍子精以色相攪擾唐僧的禪心；木仙庵的杏仙向唐僧表示情愛；盤絲洞的七位蜘蛛女妖，臍孔吐絲，綁回唐僧、戲弄豬八戒；無底洞的鼠精掠走唐僧，安排婚筵；月宮的玉兔變成天竺國公主，以招親繡球打中唐僧，想成親後汲取他的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佛教把色欲列入五惡、十戒，是把它視為心中之魔的。這些來自神（四聖）、人（西梁國女王）、左道（杏仙、玉兔）和妖魔（白骨精、蠍子精、蜘蛛精）的色欲試探和誘惑，都是企圖挑動唐僧心中之魔，來敗壞其禪心的根本的。因此唐僧取經的艱難，不僅在男妖要食唐僧肉，而且在女妖要滅唐僧心。行文既揶揄了唐僧的佛教禁欲主義的尷尬，又借豬八戒有時“淫心紊亂，色膽縱橫”，反襯了唐僧禪心的堅定。這就把取經的過程和修心的過程統一起來，或如孫悟空解釋《多心經》時的四句頌子：“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第八十五回）聖僧與色魔的情景悖謬，正是隱喻著這種精神哲學。

四

《西遊記》作為一種“新神話”，在恢宏而奇麗、豪放而詼諧的神魔鬥爭之中，以心經為核心，以術數為筋脈，包容著豐富復雜而新異的文化內涵。術數是以天象地脈、周易八卦、陰陽五行為基本元素而進行前邏輯的數理推衍的宇宙運行模式，它的滲透和組構作用，既為神話幻想和敘事提供了宏大細密的形式結構，又使這種形式結構散發著濃郁的靈氣、仙氣和玄學氣味。因此這種形式結構，是框架和氣味兼備的，也就和神話想象的內容血肉相連，渾融無間了。

《易•系辭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天數為一、三、五、七、九，屬陽；地數為二、四、六、八、十，屬陰。因此數字是有文化蘊涵的，分合陰陽，與天地之道相通。當這種數字滲透到《西遊記》的神話敘事中的時候，就像一種神奇的味素，把神話的神秘感拔取出來了。一些看似平常的事物和行為，在神秘數字的作用下，令人感受到某種天道運行的超自然的力量。孫悟空被太上老君推入八卦爐中，以文武火燒煉七七四十九日，不僅沒有化為灰燼，反而煉出了“火眼金睛”，這就令人感到這位猴精確實具有“混元體正合先天，萬劫千番只自然”的神功。有趣的是，孫悟空跳出八卦爐時，從爐上落下幾塊尚有余火的磚，化作火焰山，害得孫悟空在取經途中千辛萬苦才借得鐵扇公主的芭蕉扇滅火。“那芭蕉扇本是昆侖山後，自混沌開辟以來，天地產成的一個靈寶，乃太陰之精葉，故能滅火氣”（第五十九回）。它也是扇了七七四十九扇，取與天地相契合之數，才斷絕火焰山的火根的。這個神秘的數字，令人浮起了陽數與陰精相結合而驅風滅火的玄思，體現著一種超理性的神秘意識。

《西遊記》的高明之處在於，神秘數字的運用並沒有削弱神話形象的具體可感性及其行為的能動性，反而強化了這些形象的特殊性及其濃郁的文化隱喻。顯然，孫悟空在老君八卦爐里燒煉七七四十九日，孫悟空有七十二變，這是讀過《西遊記》的人都不會忘記的。而且人們已經把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當作俗語來使用了。這也是得力於描寫中使用了一些對比鮮明的、誇張而神奇數字。孫悟空宣稱“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口口聲聲要奪天位。如來佛卻拿偌大一個天位作賭注，以孫悟空能否一筋鬥打出他的手掌決輸贏。這簡直是開玩笑，因為這里有兩個對比得不相稱的數：一個筋鬥雲十萬八千里，手掌方圓不滿一尺。但結果卻是十萬八千里和不滿一尺這類數字，在神力作用下竟然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空間變幻，而且散發著令人拍案叫絕的幽默感。而小說借用五行描寫佛祖的法力，則可見出作者是以超宗教、超時空的自由心態來驅遣那些神秘數字的。

除了滲透於具體的想象之外，神秘的數字還對《西遊記》的結構方式起了關鍵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九九八十一之數。早在《管子•輕重戊》中，已有“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的說法。宋代蔡沈《洪范皇極內篇》模仿周易八八六十四卦的體例，敷衍《洪范》為九九八十一疇，踵襲者頗多，開了術數中的“演范派”。後之星相術士以此附會人事，推斷流年，預言吉兇，就更使這個數字廣泛流行並蒙上神秘色彩了。

這個意蘊神秘而又廣為流行的數字，被《西遊記》點化為唐僧取經的歷難次數，便突出地標示出取經行程的漫長、曲折、艱難和兇險。一路寫來，真是難難相續，難前有難，難後還有難。小說根據民間傳說和宋元戲文，改寫了唐僧的身世來歷，他是“聖胎”：佛陀高足金禪子下凡，狀元和丞相小姐之裔。卻在父母赴江州州主之任時，遭強徒殺劫，才滿月就被拋在江中木板，把生命托付給流水。他被稱為“江流僧”，也可以說他的生命隨流水而來；而且他的舊生命最終隨流水而去。取經終點上靈山過淩雲仙渡，他坐的是“無底船”，只見上流漂來一具死屍，孫悟空笑說：“師父莫怕，那個原來是你。”在難前難和難終難的呼應中，在嬰孩和死屍的投胎、脫胎的對比中，八十一難隱喻著一個“生命與水”的神話原型。然而這還不是八十一難的全數，於是有取經回程中，老黿再馱他們過通天河，因唐僧忘記為他向佛祖問因果歸宿，而把他們和經卷抖落水中。通天河是取經途程的中點，這一難後之難，以中點代表全程。取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干坤並久，日月同明”，因此“為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遂有風狂霧慘、電閃雷鳴的震撼干坤的一幕。這就使八十一難的結穴點，顯得格外有力、格外發人深省了。

八十一難雖然只有四十左右的情節單元，有時一個情節包含數難；但是要使這四十左右的情節單元避免重復單調，而能奇中出奇，富於變化而饒有趣味，也是非大想象力、非大手筆所不能的。在這方面，行文以取經四眾一線貫串之時，采取了“重復中的反重復”的敘事策略，尤為值得注意。觀音菩薩給取經四眾排難解厄七次，前人已看出次次有奇思，次次不落格套：

有求之而不親來者，收悟凈是也；有不求而自至者，金毛犼是也；至於求而來，來而親為解難者，不過鷹愁澗、黑風山、五莊觀、火雲洞、通天河五處耳。五處作用各不同，其中最平易而最神奇者，無如通天河之漁籃，彼梳妝可屏，衣履可捐，而亟亟以擒妖救僧為事。其擒妖救僧也，亦不露形跡，不動聲色，頌字未脫於口，而大王已宛然入其籃中。此段水月風標，千古真堪寫照⑧。

至於孫悟空以鉆腹術破妖，把戰場鏖兵變作肚內搗亂，奇思妙想也合猴頭捉弄人的性格。六次鉆腹，種種鉆腹的方式又有不同。他可以變作仙丹，被黑熊怪吞下；可以變作熟瓜，給黃眉大王解饞；變蟭蟟蟲隨茶沫鉆進鐵扇公主腹中；再變蟭蟟蟲伏在無底洞鼠精的酒沫中，卻被彈掉，只好變作花園中的桃子，讓唐僧虛情假意地摘桃表愛，才算得手。不須變化，原樣被稀柿衕的紅鱗大蟒吞下，只須在腹內以金箍棒戳個窟窿就算了事；在獅駝山被青獅大王吞下去，卻在腹內腹外演了一幕諧趣淋漓的鬧劇。孫悟空先是說要在獅魔肚過冬，支鍋煮雜碎吃，在頂門里搠個窟窿當煙囪；繼而接飲魔王想藥殺他的藥酒，在肚里摸爬滾打耍酒瘋；折騰得魔王向他求饒，稱他“外公”，答應擡轎送他師父過山，但他出來之前用金箍棒探路，把想咬住他的魔王迸得牙齦疼痛。最後受妖魔的激將法，從鼻孔被一個噴嚏打出來了，卻事先用毫毛變作長繩，拴住魔王的心肝。小說以奇異的想象跟吃人猛獸開了一個玩笑，把猴戲搬演到他的肚子里去，使人但覺“好玩”，從而消解了神魔鬥爭的殘酷性和鉆腹術反復使用的單調性。
《西遊記》有一整套數字思路，除了用八十一難作為總構架之外，還有一系列數字與之呼應，組成一個舒展而嚴密的數字結構體系。它以天地運行之數開頭，以唐僧取回經卷之數結尾，有一種首尾呼應的數字機制。這些經目和卷數，大概是借用於某種宗教宣傳的書單，給人信口雌黃之感。取回佛經五千零四十八卷，不合玄奘得經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之數，卻符合《開元釋教錄•入藏錄》的佛經卷數。有意味的是，小說還把玄奘取經實際上用去十六年改為十四年，並加上回程的八日，得出了與佛經卷數契合的五千零四十八日。幾經改動，就把數字體系化了，從而也把取經行程和取經結果神聖化了。十四年行了十萬八千里，這個里程是一百零八的倍數，自有其神秘性。把總里程分解為小單元，又出現七處八百里：八百里黃風嶺，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通天河，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荊棘嶺，八百里稀柿衕，八百里獅駝嶺，五山二水，突出了行程的漫長和艱險。這些數字呼應於首尾，貫串於全程，相互關聯，又與天地相契合，是作為某種數字結構體系影響著全書的敘事操作的。

誠然，與數字結構體系相輔相成的，還有情節結構體系，否則就落入虛玄了。情節給數字所提供的神秘性、哲理性以形象的載體。正如沒有這類神秘數字的情節，很可能流為一般的小說故事一樣，沒有情節的神秘數字，大概也近乎方術咒語。《西遊記》的情節結構體系，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人們從刻板的結構理論出發，以為“大鬧天宮”與“四眾取經”是兩個不甚協調的敘事單元。其不知全書開頭以孫悟空大鬧龍宮地府，大敗天兵天將，實際上提供了一個包羅佛道以及三界的神譜，為他以後在取經途中籲請和驅使天地神祇降妖伏魔，作了威懾力和交往范圍方面的鋪墊。很難設想，沒有這個神譜、這種鋪墊、這番“不打不成交”，會那麽自自然然描寫起孫悟空被唐僧氣走後，順道到東海龍王那里喝口香茶，聽龍王講“圯橋三進履”故事而回頭認師；會那麽繪聲繪色地描寫著孫悟空在車遲國鬥法時，神氣活現地以金箍棒指揮風婆婆、巽二郎、推雲童子、布霧郎君、雷公、電母和四海龍王。正是由於有了這個神譜、這種鋪墊、這番“不打不成交”，才可能得心應手地寫托塔李天王、哪叱太子為孫悟空助陣，降伏牛魔王；才可能毫不勉強地寫孫悟空在碧波潭邀請打獵路過的二郎神一道重創九頭怪。總之，“大鬧天宮”與“四眾取經”在結構上以外在的不協調，達到內在的大協調，打個比喻，就像一條神龍，頭如山峰突兀，身如長蛇蜿蜒，卻能相互呼應，形成神奇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