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著巴黎的香榭麗舍大道從凱旋門走向盧浮宮，可能就像在穿越歷史一樣。出發的地點是具有200年歷史的用來慶祝法蘭西帝國勝利的凱旋門，它受到了位於羅馬的一座更為古老的帝國拱門——提圖斯凱旋門——的啟發。這條大道是全球最著名的林蔭大道之一，法國王後瑪麗亞·安東尼特曾在這裏騎馬，希特勒曾在這裏閱兵，無數遊客曾在這裏吃過冰淇淋。沿途經過克利翁大酒店，海明威曾在這裏飲酒，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出席巴黎和會時曾在這裏下榻。然後穿過杜樂麗公園，這裏是古代的皇家運動場。最後抵達盧浮宮，它最初是一座12世紀的城堡，現在成了一座藏有大量歷經數千年的精美展品的博物館。就像巴黎本身一樣，這次漫步給人的感覺是穿越時空的：一次沒有任何變化的城市之旅。巴黎不像一些充滿活力的城市那樣擁有不斷變化的街道景觀，比如說中國香港和新加坡。
　　當然，巴黎也有自己的起源和建設者。今天，從保護歷史的重要性這個角度而言，這座城市看起來像是一個完美的論據。但是，稍微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巴黎也為允許巨大改變所帶來的好處提供了一個理由。人們最為喜愛的巴黎的主要部分均出自一人之手，即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他率領一代人重建了這座城市。
　　當你想到巴黎的時候，你的腦海中會浮現出什麽？也許是沿著聖日耳曼大街走上一段之後，到從前薩特經常光顧的雙叟咖啡廳裏喝上一杯咖啡。與聖米歇爾大街一樣，這條大街也是由奧斯曼男爵修建的，它將若幹條較為古老的街道連接了起來。如果你像我所說的那樣漫步在香榭麗舍大道上、欣賞一番凱旋門的美麗風光，那你就會像是重新回到了奧斯曼男爵管轄的地方一樣。街道和拱門的修建時間早於這位男爵，但提供了一覽無余的景觀的這座廣場是由他規劃的。巴黎街頭所有的建築一律只有五層，你喜歡這種不可思議的一致性嗎？這也是奧斯曼男爵的設計。歌劇院？同樣出自奧斯曼男爵的設計。在所有那些法蘭西風情的背後，有一個汙水處理系統將潔凈水與汙水分開了。這同樣要感謝奧斯曼男爵。在1853—1870年間，奧斯曼拆除了巴黎一半以上的建築。事實上，奧斯曼真的毀掉了一座城市，但他的目的是保護它。
　　巴黎是一個井然有序的整體。我們喜歡巴黎的歷史遺跡，因為它們很容易看到，不會受到附近建築物的遮擋。顯然，巴黎不是按照底層城市規劃專家所建議的通過逐步增加人口密度的方式建成的。不，巴黎是高度統一的，因為它是一位單獨的建築大師精心設計的作品，他的帝國君主賦予了他充分的權力。
　　莎士比亞有一句詩“城市即人”，的確如此，但人也需要建築。城市通常需要向高空或四周拓展空間；當一座城市不進行建設的時候，人們就無法體驗到城市接近性的魅力。事實上，保護一座城市就需要拆除其中的一部分。現代人希望保護奧斯曼男爵留下來的巴黎，這已經幫助人們把從前人人能住得起的巴黎變成了如今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得起的一座精品店城市。巴黎的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在這裏度過了窮困潦倒的成長歲月，但貧窮的藝術家今天能夠承擔得起在巴黎市中心生活的費用嗎？當有些地方過度限制建設的時候，它們就會面臨經濟停滯和物價逐步上升的風險。
　　對我們城市的歷史中最為美好的部分加以保護，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但是，城市不應該被塗上一層琥珀。過度的保護會阻礙城市為當地居民提供更新、更高和更好的建築。在巴黎、紐約和孟買，關於建築高度的限制可能成了模糊不清的禁忌，只有規劃專家才對它感興趣。沒有什麽事比這更糟糕了。這些規則正在決定著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世界的未來。如果城市的歷史變成了一件緊身衣，那麽它們就失去了最為重要的資產之一：向高空拓展空間的能力。
　　摩天大樓的發明
　　在《創世紀》（Genesis）中，巴別塔的建設者宣布：“來吧，讓我們為自己建設一座城市和一座高塔吧，它的高度可以通往天國；讓我們為自己傳揚名聲吧，以免我們被分散在地球的表面上。”這些最初的建設者準確地認識到，城市可以把人類聯系在一起，但上帝對他們進行了懲罰，因為他們紀念的是地球上的而非天國裏的榮耀。在長達2,000多年的歷史中，西方的城市建設者在大部分時間裏一直牢記著這個故事發出的警告，最高的建築物通常是教堂的塔尖。布魯日的紡織中心是首開先例的地方之一。人們在那裏建造了一座世俗的建築——高度為354英尺的鐘樓——以慶祝布匹的生產。它的高度超過了附近的一座宗教建築——聖多納圖大教堂。
　　在世俗的布魯日，羊毛的重要性在15世紀末超過了禮拜。但在其他地方，世俗建築超過宗教建築被推遲了四個世紀。在1890年之前，284英尺高的三一教堂的塔尖一直是紐約的最高建築。它距離華爾街的證券交易所很近，我的曾祖母曾經在那裏跪拜祈禱。這座宗教建築在旁邊一座摩天大樓的映襯下黯然失色，這個日子也許應該被看作是反宗教的20世紀的真正開始。那座大樓就是約瑟夫·普利策的《紐約世界報》 （New York World）的總部。幾乎在同一時間，巴黎為了慶祝它的日益繁榮，也建成了1,000英尺高的艾菲爾鐵塔。它比巴黎聖母院高出了700英尺。
　　自從巴別塔以後，高度一直被看作是在固定不變的土地面積上提供更多空間的一種方式，也是一種實力的象征。三一教堂上的鐘樓和古斯塔夫·艾菲爾的標誌性建築並未提供可以利用的空間，它們分別是上帝和法國的大型紀念碑。普利策的世界大樓當然是普利策的一座紀念碑，但它也是一種將他日益龐大的新聞帝國放進一幢單一大廈之中的相對可行的方式。記者、編輯和普利策先生本人可以在那裏相互交流。
　　幾個世紀以來，更高的建築已經使得這件事變成了可能，即將越來越多的人塞到一塊面積只有一英畝的土地上。而且，這並不需要把這些人塞進只有棺材大小的房間裏，就像東京某些非常差勁的旅館一樣。在19世紀之前，向高空拓展空間是一種漸進式的演變，兩層的建築逐漸被四到六層的建築取代。在19世紀之前，建築的高度受到了建築成本和人們對於爬樓梯的耐受度的限制。教堂的塔尖和鐘樓可以刺向天空，但這只是因為這些塔樓非常狹窄，而且除了敲鐘人偶爾上去以外，很少有人去攀爬它們。高大的建築在19世紀成為了可能。當時美國的創新者解決了建造高樓的兩大難題：一是不需要在下面砌出非常厚的墻體，二是可以安全地上下樓。
　　伊利莎·奧蒂斯還沒有發明電梯。據說阿基米德在220年前建造了一部升降機，可能是在西西裏島。路易十五在凡爾賽建造了一部個人專用的升降機，以便能夠去看望他的情婦。為了讓升降機變成公用的便利設施，它需要一個很好的動力來源，還需要更加安全。馬休·博爾頓先生和詹姆斯·瓦特先生提供了早期的蒸汽機，用來為工業升降機提供動力；它們要麽依靠繩子向上拉，要麽依靠水力向上推。隨著蒸汽機的改進，升降機的速度和動力得到了改善。它可以從煤礦中運出大量的煤炭，或者從船上運出大量的糧食。
　　但是，人們對於乘坐一部機器做長距離的爬升仍然非常謹慎。因為它可能很容易斷裂，並把乘坐者摔到地面上。在紐約州揚克斯市做補鍋匠的奧蒂斯解決了垂直升降帶來的危險。他制造了一個安全制動器——可以用在升降機或火車上——並在1853年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上展示了這一發明。他利用一個由一根繩子拉動的平臺把自己提升起來。然後，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一位樵夫砍斷了那根繩子。那個平臺下降了一段距離之後，安全制動器開始發揮作用，平臺隨即停了下來。這部奧蒂斯升降機引起了轟動，奧蒂斯的公司至今仍然是全球領先的電梯制造商。
　　最先安裝電動安全升降機的兩棟建築都位於紐約市：一棟是位於百老匯大街的百貨商場，另一棟是第五大道飯店。19世紀70年代，電梯為建造具有開創意義的建築提供了可能。比如理查德·莫裏斯·亨特的紐約論壇報大廈，它就達到了十層。在大西洋的對岸，倫敦的聖潘克拉斯火車站也達到了十層，它的高度為269英尺，大大超過了亨特在紐約建造的摩天大樓。
　　但是，聖潘克拉斯火車站那種像城堡一樣的外觀也反映了它存在的核心問題。這座火車站缺少現代摩天大樓那種關鍵性的降低成本的元素：一個承重的鋼結構。傳統的建築，如聖潘克拉斯火車站或紐約論壇報大廈，需要非常堅固的基礎墻體來承載整棟高樓的重量。為了進一步提高建築的高度，基礎墻體不得不修得越來越厚；這導致了成本的大幅度增加，除非你正在修建的是一個實際上很窄的塔尖。
　　承重的鋼結構基本上是一座摩天大樓的骨架，它采用的是與早期修建輕捷骨架結構的房屋時一樣的施工原則。在輕捷骨架結構的房屋中，整個建築的重量是由標準化的模板——規格為2×4，2×8，1×10——所組成的很輕的結構來支撐的。接下來，墻體實際上是懸掛在這一結構上的帷幔。在19世紀的美國農村，輕捷骨架結構的房屋降低了建造的成本。像輕捷骨架結構的房屋一樣，摩天大樓把它們的重量放在了骨架結構上。但是，這時的骨架結構是用鋼材制成的，它的成本在19世紀末變得越來越能為人們所承受了。
　　威廉·勒巴隆·詹尼於1885年在芝加哥建成的高達138英尺的家庭保險大廈通常被認為是第一座真正意義上的摩天大樓。但是，關於詹尼是否真的是摩天大樓的發明者這一問題，建築界一直爭論不休。這一爭論表明，正如城市裏的其他許多東西一樣，摩天大樓的興建並不是發生在社會真空中的，也不是一步建成的。詹尼的“第一座摩天大樓”沒有采用完整的鋼結構，它只有兩道用鐵加固的防火墻。芝加哥從前的高樓同樣使用了鋼筋加固，比如兩年之前由丹尼爾·伯納姆和約翰·魯特建造的蒙托克大廈。工業建築在幾十年前也都使用了鋼結構，比如紐約的麥卡洛子彈塔和巴黎附近的聖圖安碼頭倉庫。
　　詹尼的第一座摩天大樓是一件拼湊而成的東西，它把詹尼自己的發明與在建築師眾多的芝加哥非常流行的思想結合了起來。其他的建築商（如伯納姆和魯特）和他們的工程師喬治·富勒，以及詹尼從前的徒弟路易斯·沙利文，這些人後來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沙利文的重大突破出現在1890年，當時他設計了一座摩天大樓——聖路易斯市的韋恩賴特大廈，它取消了大量的裝飾性石頭墻面。盡管詹尼的建築帶有維多利亞時期的風格，但韋恩賴特大廈明確地指向了現代主義風格的高樓，這種高樓至今仍然定義著許多城市的天際線。
　　艾茵·蘭德的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基本上取材於路易斯·沙利文的徒弟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的早期生活。沙利文和賴特被描述為孤獨的雄鷹、賈萊·古柏扮演的英雄、頑強的個人主義的典範。實際上，他們不是。他們是深深地陷入到城市發明鏈中的偉大的建築師。賴特繼承了沙利文“形式服從功能”的思想，沙利文繼承了詹尼，詹尼繼承了彼得·懷特發明的防火墻。
　　他們共同的創造——摩天大樓——為城市在同樣的土地面積上大量地增加建築面積提供了可能。鑒於對城市中心區房地產需求的不斷增加，摩天大樓似乎成為了一個天賜的禮物。然而，市中心已經有了建築物。除了像芝加哥這樣因為火災而出現了一片空白的城市以外，那些城市都需要先拆除，然後才能建設。
　　紐約對空間的需求比芝加哥更為強勁，摩天大樓很快就出現在了曼哈頓。1890年，普利策的世界大樓使用了一些鋼柱，但它的重量仍然是由7英尺厚的砌石墻來支撐的。1899年，世界大樓的高度被公園街大廈超過；後者的高度為391英尺，是用鋼結構支撐的。丹尼爾·伯納姆轉戰東部，於1907年建造了他的標誌性的熨鬥大廈。1909年，懷特的國家設計學院被拆除，以便建造高達700英尺的大都會人壽保險大樓，後者是當時全球最高的建築。1913年，伍爾沃思大廈的高度達到了792英尺；在20世紀20年代末的經濟繁榮之前，它一直是全球最高的建築。
　　勒夫考特的雄心壯誌
　　那些高高聳立的大樓並不僅僅是一座一座的紀念碑。它們為紐約的發展和工業的繁榮提供了可能，它們為企業主和工人們提供了更加人性、也更加高效的空間。曼哈頓的建築大師讓這一切成為了可能，比如勒夫考特。
　　就像霍雷肖·阿爾傑筆下的某一位英雄一樣，勒夫考特出身於貧困家庭；他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工作了，當過報童和擦鞋工。在找到一份全職的零售工作以後，他仍然堅持每天早上賣報紙、晚上給人擦皮鞋。他用積攢下來的錢買了一張1,000美元的美國國庫券，並把它別在了自己的襯衫上。在他25歲的時候，他所在服裝店的老板決定退休。勒夫考特希望購買下這家企業，此舉令他的老板大為震驚。用了大約10年的時間，勒夫考特建立了自己的商業王國，它的年銷售額達到了200萬美元（按照2010年的幣值計算，超過了4,000萬美元）。
　　1910年，紐約市遭到了大動亂的重創。6,000名服裝工人在警戒線上堅守了10周。當時，勒夫考特只有30歲出頭，他是這場戰鬥中的資方領袖，是鬥篷、西服和襯衫生產商保護聯合會的主席。盡管法院似乎一直願意支持生產商一方，但勒夫考特還是接受了調解人、未來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蘭戴斯提出的條件。這些條件後來被廣泛地稱為和平協議。盡管匹茲堡的亨利·克萊·弗裏克因為使用壓倒性的武力平息了農場罷工而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但勒夫考特仍然是值得稱贊的，因為他找到了一個更少血腥，可能也更為有利的中間立場。
　　1910年夏天，在與工會進行勞資談判的同時，勒夫考特開始了新的職業生涯，他成為了一名房地產開發商。他把自己的全部資金都投入到了位於西25大街那座高達12層的建築上，這棟大樓將成為他的企業總部。後來，他建造了很多這樣的大樓，並幫助服裝行業從破破爛爛的血汗工廠搬到了現代化的服裝加工區。盡管位於市中心的、古老的服裝加工區具有靠近港口的優勢，但勒夫考特建造的嶄新的服裝加工區位於賓夕法尼亞火車站和中央火車站之間，得到了鐵路線的支持。這條鐵路線仍在繼續為紐約提供著運輸優勢。交通技術造就了城市，曼哈頓中城是圍繞著可以運載大量人流的兩大火車站建造的。（基巖可能也發揮了某種作用，但它的影響似乎並不明顯。）
　　勒夫考特發現，他對建築業的喜愛甚至超過了服裝業。在接下來的20年裏，他建造了31座大廈，其中許多是摩天大樓。勒夫考特在高樓中使用了奧蒂斯電梯。這些大廈共計占用了150英畝的土地，建築容量達到了1億立方英尺，容納的工人人數幾乎相當於整個特倫頓市所容納的。《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指出“他在紐約市內拆除的歷史建築的數量超過了任何其他人敢於設想的數量”。在20世紀20年代初，由貧民窟、廉價公寓和鍍金時代的大廈所組成的紐約變成了一座由摩天大樓組成的城市。像勒夫考特一樣的建築商每年建造的住宅達到了10萬套，這使得這座城市得到了合理的發展，也使得居民能負擔得起這裏的生活。
　　1928年，勒夫考特名下不動產的估價達到了1億美元。如果按照今天的幣值計算，他已經成為了億萬富翁。他的慶祝方式是開辦了一家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聯邦註冊銀行。勒夫考特的樂觀情緒沒有受到證券市場暴跌的影響，他計劃1930年的建設投資為5,000萬美元，並確信它將是一個“偉大的建築年”。但是，勒夫考特錯了。隨著紐約經濟的崩潰，他的房地產帝國也崩潰了。他不得不將它們一棟一棟地廉價拋售出去，以便償還投資者的投資。他死於1932年，當時他的身價只有2,500美元。他似乎由於自己的狂妄自大而受到了懲罰，就像巴別塔的建設者一樣。
　　據我猜測，像許多開發商一樣，勒夫考特更加關心的是他的建築遺產，而非他的現金。那些建築幫助接納了具有創造力的人才，他們今天仍然讓紐約顯得與眾不同。有兩位經濟學家試圖通過兩類地區的對比來弄清楚建築高度對於經濟效率的影響。一類地區擁有先天性的優勢，如基巖，這降低了向高空拓展空間的成本；另一類地區則存在著向高空拓展空間的先天性困難。他們發現，在人口密度更有利於開發的那些地區，勞動生產率和工資要高得多。
　　勒夫考特建造的最為知名的建築甚至沒有使用他的名字，但它逐漸成為了一種完整的音樂風格的象征：布裏爾大廈之聲。在1958—1965年間，聚集在布裏爾大廈的藝術家們創作出了一系列風靡一時的音樂作品，比如“Twist and Shout”“You’ve Lost That Lovin’ Feeling”以及與這一建築非常契合的“Up on the Roof”。說到底，城市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但是，建築讓這種交流更加方便，比如說由勒夫考特建造的那些建築。通過建造大樓，勒夫考特讓服裝工人的生活變得更加快樂，也為其他領域那些具有創造力的人才提供了大量新的空間。（《城市的勝利》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作者：愛德華•格萊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