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明之光

羅馬非一日建成。—西方諺語

給香港帶來的光明
　　香港的太平山是一座風景秀麗的小山。在香港，市民們都知道，太平山半山是傳統意義上的富人聚集區，而這個傳統是由英國統治者留傳下來的。
　　正是因為對傳統的喜愛，直到現在，我們在太平山還可以看得到中華煤氣公司最早的身影：在山腳的都爹利街和雪廠街交叉口的臺階上，每晚6點開始，有4盞源自1862年的煤氣燈，仍然會在燈火璀璨的香港，微弱地貢獻著自己的光芒。唯一不同的是，當年，與這4盞燈一起點燃的
　　2 000盞煤氣燈都是由人工開氣點燃的，而現在，古老的煤氣燈已經經過了改造，實現了完全的自動化，成為了香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道風景。在這個街口，每天都有遊人在煤氣燈下拍照留念。
　　煤氣燈每晚都靜靜點燃，在通明的香港夜色中，它所貢獻的光明是那麽不起眼，讓人幾乎想不起它最早曾經是文明刺穿蒙昧的光亮，也是中華民族屈辱的歷史在香港的演繹。這4盞煤氣燈會讓每一個中華煤氣的員工百感交集，它們既是公司百年歷史的象征，又是公司作為商業機構漫長歷程中掙紮而生的信物；此外，它們還是華人和中華文明在香港復生的寫照。由於它在香港歷史上巨大的影響力，這一段幾乎已經湮沒在漫長時光裏的歷史留下來的最後光彩，今日仍得到存留。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1840年鴉片戰爭結束後，除了賠償的白銀外，清廷割讓的香港島確實如當時朝中的主和派大臣所言，是一個彈丸之地。當時整個中國都處於傳統的農業社會，農耕需要平整的土地，便利的水源，而香港島是一個臨海的小島，地勢也並不平整，不是發展農業的地方。當時的香港島上居民總數在7 000人上下，多是沒有多少文化、依靠打魚為生的邊民。英國殖民者正是因為香港在中國地位不彰，才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狡猾地以這片土地作為戰勝後的要求，並得以實現。
　　同樣的資產在不同的人手裏就會有不同的價值。對於當時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並以重商立國的英國來說，香港是塊未經雕琢的寶玉。這裏有世界罕見的優質良港—維多利亞港，背靠著整個亞洲大陸，正是銷售工業革命之後英國出產的各種工業品的合適通道。
　　“以女王的名義占領香港”的英國人到達香港之後，很快開始了一輪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包括海堤、道路在內的設施很快建立起來。而大量的英國商人也都開始聚山而居，使太平山成為商業居住的一個集中區。
　　任何一個學習過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國家又對華發動了多次戰爭，迫使還處於農業文明、滿足於自給自足的中國開放通商口岸。除了罪惡的鴉片貿易之外，英國人還要以其現代化的優勢地位在中國做生意，他們向中國輸入大量的工業產品，同時又從中國買走大量的絲綢、茶葉等農產品，用於歐洲貿易。而在這種雙邊貿易的過程中，香港是一個最為重要的中轉站。
　　巨額的貿易和巨大的利差，使得最早開始定居香港的英國人暴富，香港也開始進入了繁榮的初期。正是因此，當時最為先進的工業產品，紛紛在香港出現。到1862年，太平山周圍的居民區就出現了煤氣燈。而這背後的組織，就是中華煤氣的起源點。
　　具備高中化學知識的人都知道，煤氣並不是一種精確的稱謂，而只是可燃氣體的統稱。它包括甲烷、一氧化碳等多種可燃氣體。在中國歷史上，很早就有過利用可燃氣體的記錄，比較有名的就是自貢地區人民利用儲藏於地下的天然氣煮鹽的記錄。但與中國歷史上的很多其他發現一樣，由於沒有系統化和理論化地整理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自然也就談不上有規模的開發和利用。因此這種自發的發現就被湮沒於歷史的長河之中。
　　而真正把無意識的利用轉化為知識和工業化生產，是西方近代的科學。正是對於可燃氣體的組成、原理知曉清楚並且數量化，在整個西方，煤氣作為照明燃料，在19世紀40年代開始風行。由於香港在開埠之後相當富庶，大規模生產煤氣並用於照明已經成為可能。
　　中華煤氣最早的總部和股東都在英國。由於當時的英國已經出現了集資成立有限責任公司的熱潮，可以為需要大規模投資的事業籌集資本金，因此煤氣公司募集了35 000英鎊的資本金，並向當時的香港土地測量總長查理·克萊雷申請營業許可和財政支持，以使他們可以在香港街道進行煤氣照明服務。
　　但克萊雷並不是一個容易被說服的官員，也正是因為他的這種個人品質，使得他在當時的港英政府中有著僅次於總督的第二權威。克萊雷當時並不是非常看好大規模投資煤氣照明服務。他認為煤氣公司股東要求政府所支付的價格過高，會帶來較大的政府開支。因為當時香港已經有了用油照明的街燈路燈，每月政府開支不過一元錢，而相形之下，屬於二次能源的煤氣燈照明，開支並不少於油燈。他尤其認為股東們的開價，每立方煤氣半美分的價格太高了。
　　很明顯，成為公用事業並獲得政府的財政支持對於中華煤氣的股東來說極其重要。因此在英國和港島之間，股東和克萊雷通過信件進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討價還價。最後，主要發起股東格蘭還專門到香港與克萊雷進行過幾次面談。
　　當時的香港已經有幾家報紙，對於格蘭的到來，也有記者寫過報道。但是媒體對於格蘭所鼓吹的煤氣照明，以及他對與克萊雷面談抱有的巨大希望不以為然。香港《每日報》記者寫道：“我們視之為笑話，因此對它可能的失敗也並無所謂。”
　　與所有新技術剛開始投入應用時的經歷一樣，1862年煤氣燈的使用也引起了紛紛議論。媒體們尤其在價格和公司的競標方式上有著不同的看法。在之後的報道中，記者們要求政府采取多家公司競標的方式來降低費用。顯然他們並不清楚，與傳統的油燈照明相比，煤氣燈照明可能會帶來更大的進步和更大的投資。股東們所籌集的35 000英鎊在當時是一筆巨款，而隨後的中華煤氣組建方式，也將證明這是現代化工業的一個起步點。現代化方式保證的是香港煤氣照明的可延展性，而這種方式所要求的巨額投資，使得競標的可能性不大，而這，也正是政府無法實踐競標的重要因素。
　　在股東和政府的協商，以及媒體的關註下，中華煤氣達成的協議是這樣的：政府許可中華煤氣為位於中環的500盞街燈路燈、政府辦公室的50盞燈和軍隊當時在香港的營房提供照明。
　　中華煤氣公司的歷史，就此開始了。
　　投入運營的中華煤氣使得香港成為整個東亞地區第一個使用煤氣照明的城市。1864年，中華煤氣在香港建了24公裏的管道。香港的港島區域（舊稱維多利亞城）都以煤氣燈照明。煤氣燈的亮度遠高於油燈，因此煤氣燈一經使用，便有媒體報道說：“市中心許多街燈路燈大放光明，一片繁華景象，令人歡欣雀躍。”
　　隱藏在這一片光明的背後，是大規模的中華煤氣公司。在股東們的支持下，當時中華煤氣的首任經理兼工程師屈地在香港的西環建立了廠房，其原理是用煤生成可燃氣體一氧化碳，將之通過管道輸送到各個用氣點燃燒。而主要原料煤，則由公司買入，經港口用人力車送往工廠，最早的這個工廠日產煤氣10萬立方米。
　　這種由煤產出一氧化碳的生產方式會產生煙塵，同時對周圍的居民會有安全上的影響。所以從第二任香港總督位置上卸任回英國的羅便臣專門與股東們開過一次會議，專門選定公司的設廠地點。煤氣公司的發起股東們正是聽從了這個忠告，所以在離繁華市區較遠的西環地區購買地皮建廠，額外鋪設更長的管道進入現在的中環，也就是當時的維多利亞城區供氣。羅便臣還忠告股東們說，由於大規模供氣的可擴展性，未來公司將面臨由於不斷投資而帶來的資金不足，因此必須把部分股份出售給在港投資者。這個意見也同樣被聽取了。
　　中華煤氣的首任經理屈地，因其為香港公眾提供的卓越服務而被記入了香港的歷史，至今，在香港縱橫穿行的道路中，仍有一條被命名為“屈地街”，以紀念這個給香港帶來煤氣服務的工程師。
　　當時經屈地之手建立的中華煤氣制氣廠已經是一個很標準的現代化工廠，從在外采購煤炭、原煤烘幹，到通過煤的不完全燃燒獲得煤氣，混合空氣後用一定的壓力送入管道，再到雇用專人定時點燃煤氣燈。一系列標準化的流程，清楚明白地說明現代的理念已經在中華煤氣公司裏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眾所周知的是，整個19世紀的歷程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部屈辱的歷史。封閉而大一統的封建王朝被列強一再攻破，商業流通在堅船利炮下被強制進行。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的戰略地位日益突出，統治的穩定和市面的繁榮，使貿易交易日益集中於香港。這使得香港的富庶程度有增無減。因此除了公用的照明之外，家庭的煤氣服務也在19世紀後半葉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盡管此時的煤氣使用規模很小，價格高昂，但由於香港自身的富裕程度較高，因此還是有相當一批富裕家庭開始使用煤氣作為家庭的烹飪能源。用管道煤氣來烹飪，成了一時之風尚。
　　這是中華煤氣作為一家公司享受到的第一個黃金期。到19世紀結束之前，香港的這家煤氣公司還主要以“成本+利潤”的定價法來確定煤氣的售價。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中華煤氣在能源供應領域還沒有競爭對手。這家當時還是私人籌集資本性質的公司，可以從容地根據其總成本來計算售價，並進行投資。
　　中華煤氣開始向維多利亞城全面供氣所帶來的改變如此之大，以至於原來對英商格蘭抱有嘲笑態度的新聞媒體也改變了態度，轉而稱贊起煤氣燈所帶來的光明。現在他們認為在醫院安裝煤氣燈帶來了“革命性的光明”，是“決定性的成功”；而對中華煤氣公司的個人用戶，媒體們則認為“煤氣十分先進，對用戶的好處無需多說”。
　　新技術的繁榮給股東們帶來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在運營的第一個年頭，公司股東們就分享了9 000英鎊的利潤。
　　這些利潤的主要來源當然還是公用事業的照明。在實際的應用中，香港煤氣燈每晚長達9個小時的照明耗氣在4~6個立方米，由於大規模應用，維多利亞城的街燈照明每月花費只要0.7美元，因此其實克萊雷當初的估算並不正確，而其背後，就是大規模工業化生產帶來的優勢。這種生產方式使得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在增加了香港夜色中的光明之外，使得政府的開支也下降了。
　　當然，象征著富裕和繁華的煤氣燈，與當時香港相當數量的中國人還是無緣的。當時香港本地還有相當一批原住民主要以打漁為生，船是他們的主要居所，陸上居民也集中在九龍城。對他們來說，光明只屬於陸地，屬於西方人集中的維多利亞城。
　　華人居民的數量其實不少，在中華煤氣開張之時，香港的華人居民已經增加到6萬人，相形之下，西方人在港總數也不過1 684人。隨著時間推移，在香港的中外商人迅速增加，當香港的總人口達到12萬人的時候，光本地的華人漁民的數量就有3萬之巨。
　　都爹利街上的那4座煤氣燈，將會以什麽樣的方式，穿破黑暗，把文明送到香港的每一個角落呢？
　　面對競爭
　　對於世界來說，19世紀是一個變化的世紀，這很顯然是因為19世紀有一系列偉大的發明。在這個世紀的中葉，法國科學家法拉第發現了電磁感應的存在，而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則發明了把電用於照明的電燈，進而一個龐大的公司—通用電氣公司（GE）開始了它的行程。
　　這一變化對於香港島上這家煤氣公司來說是很重要的。這一變化深刻地改變了中華煤氣作為公司組織的歷程，而其原因，就在於公司結構上的問題導致其戰略上出現了重大的失誤。
　　對於19世紀後半葉發生的這一可能會引起公司業務戰略性轉變的情況，中華煤氣內部並不是視而不見。1882年，公司本地管理委員會主席菲尼斯·拉裏發現了電力技術可能對公司的影響，便向香港政府提交了提供電力照明服務的申請。
　　這個申請顯然是越權了，地處倫敦的中華煤氣公司董事會在發現這一申請之後，以非常快的速度作出反應。他們以電力技術不夠成熟，同時香港市場並不足以容納煤氣和電兩種能源供應網絡為由，要求公司撤回了這項申請，使中華煤氣與電的應用市場擦肩而過。
　　作為一個公司組織，中華煤氣公司董事會對於電力技術的擔憂不無道理。從根本上看，電作為一種能源供應，其源頭還是煤或者油，通過發電機把這些燃料裏的化學能量轉化為電能，而在用戶端，則把電能重新轉化為光和熱。在公司和用戶之間，則需要投資巨大的電網體系進行聯結。其方式與煤氣供應差別不大。同時投資兩張網，對於一家公司來說很可能負擔不起。但是董事會沒有看到的是，電作為一個可能的能源供應，對用戶來說更為方便，同時對能源的利用效率也更高。
　　這一看起來微弱的優勢一旦被廣泛運用，將會給煤氣供應商帶來巨大的挑戰。而拒絕面對這種挑戰，則會使競爭更為慘烈。1889年，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成立；1901年，中華電力有限公司成立。這兩家公司隨即推出的照明服務使得中華煤氣迅速面臨窘境。而更為深遠的影響是，就能源供應而言，煤氣公司有序安排整個市場的可能性就此消失。從此香港能源市場進入了競爭的時代。
　　從對電力的敏銳觀察中，我們不難看到的是中華煤氣管理層的進取心。在董事會拒絕公司進入電力市場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管理層將註意力集中到了把市場擴大至新納入香港的九龍區域。拉裏，作為屈地的接任者，繼承了公司充滿活力的一面。當時他的說法是，公司的營業範圍擴大，將使成本下降25％。
　　但是隨之而來的競爭使得公司的計劃受到了嚴重影響。港英政府很快發現了電力照明的優勢，進而鼓勵電力發展，而把煤氣燈作為一種補充能源。自此，電力開始一點點侵蝕市場，雙方的供應價格也競相下跌。
　　雖然這種變化對作為供應一方的生產者來說相當慘烈，不過對消費者這一方來說，卻極其有利。煤氣公司雖然因為在技術類型上處於弱勢，但它的頑強，使電力供應商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價進入市場，從而給消費者帶來更為廉價的服務，也使得能源供應更為普及，價格開始下跌適應於普羅大眾，而不僅只為富裕人群所獨有。
　　電力帶來的巨大競爭，很快在市場上表現了出來。更多的家庭、企業開始使用電力，政府新開設的城市區域照明市場也被電力公司占領了。到1900年左右，香港的中華煤氣公司管理委員會與倫敦董事會之間的通信中，大量的文字集中於一個話題，那就是哪個新的商家采用了電力。
　　然而，煤氣公司在市場上的頑強，可以從香港現代商業的一些細節中體現出來。在香港，以“電”冠名的電影院裏，人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作為後備裝置的煤氣燈，這種後備，在香港以業界通則存在。很明顯，煤氣燈在電影院的存在，是為電力中斷的意外作準備，以免發生電影院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故出現。但同時我們也不難發現，這正是煤氣公司市場營銷的成果。這種後備照明，一直要到20世紀頭幾年，才在香港的電影院裏取消。
　　歷史無法選擇，但從歷史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現實。正是由於這一段歷史，我們才會理解為什麽當下的中華煤氣始終把電力作為一個主要的競爭對手。綜觀能源供應這一大的產業，我們不得不承認，有著完整發展歷史和自由競爭環境的香港，確實對競爭的格局會理解得更為深入。
　　電力加入競爭，使得香港這一市場被迅速地細化。由於消費者更加傾向於選擇電力作為照明能源，因此中華煤氣不得不在照明之外開辟自己的市場。那麽，哪些領域會是以後煤氣的主要市場呢？
　　成長的煩惱
　　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中華煤氣公司在慘烈的競爭中一直處於不利的局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對於能源的爭奪導致中華煤氣的上遊原料—煤和油的價格都快速上升，中華煤氣不得不提高服務價格，因此失去了公司進一步向大眾市場延伸的機會；20世紀20年代，香港連續發生的旱災又使消費者不傾向於使用煤氣；而1934年公司位於西環的制氣廠發生儲氣罐爆炸事件又招來政府對於中華煤氣公司管制的加強，使得資方不得不重投巨資對工廠進行修整和設計；另外，從1929年開始，整個西方世界發生了經濟大蕭條，經濟發展的不穩定使得作為全球貿易自由港的香港景氣程度也迅速下降，市面也變得十分蕭條。
　　同時，中華煤氣在20世紀初，還失去了它的幾位創始人。總是極其樂觀的發起人格蘭、對中華煤氣創建起到現實推進作用的首任經理兼工程師屈地、富有遠見的前本地管理委員會主席拉裏，先後都在20世紀之初去世。在外部動蕩中，中華煤氣還必須在領導者更替的情況下，延續公司的生存和發展。
　　在這種大的背景之下，中華煤氣仍然在頑強地開拓著市場。在照明領域，中華煤氣與電力公司對路燈照明市場的競爭，幾乎到了對每一盞路燈的爭奪，雙方對每一條街、每一個小道的照明都反復爭奪。
　　這種爭奪最後導致了政府在1892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仔細考慮公用照明市場的前途—到底是采用電力技術還是繼續采用煤氣燈來滿足日益增大的香港照明市場的需求。在這個辯論過程中，電力公司推出了剛剛發明的碳纖維白熾燈泡，而煤氣公司推出的是威爾士貝克燃燒燈。
　　事實上，剛剛發明的白熾燈雖然有遠大前途，但其當時的照明效率與煤氣公司的燃燒燈相比，卻並沒有多少優勢。不過，委員會認為，電力和電燈會更有前途，尤其是煤氣在儲存上有相當的難度。因此照明市場將更多地采用電力體系。
　　在這裏，中華煤氣的可愛之處就體現出來。多年後，在中華煤氣出版的公司簡介《藍焰》一書中，仍然憤憤不平地指出那個委員會成員裏有電燈公司的股東存在。而當時中華煤氣在市場上的努力與在辯論中的抗爭使得委員會作出了讓步：中華煤氣與政府的合同獲得為期兩年的續約，以便於安排中華煤氣進一步的市場開發。
　　退出公用照明市場意味著中華煤氣失去了穩定而主要的核心市場，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之內，公司仍然在私人照明領域努力抵抗著電力的侵蝕。每一條香港的私人道路和每一戶家庭的照明，電力公司都要花費巨大的努力才能進入。
　　這種抵抗是否無謂？答案是否定的。就事後而言，電力系統在照明方面的先進性雖然很大，但是在煤氣燈與電燈並行之時，中華煤氣的努力，不僅為自己的市場轉型贏得了時間，更迫使電力公司在照明領域更快地作出改進，以其更好的服務來贏得市場。
　　電力在照明領域真正的暢行無阻，一直要到中華煤氣徹底發現自己的另一個核心市場之後才得以實現。那是在20世紀的早期，隨著香港整個社區華人的數量越來越多。中華煤氣敏感地發現，習慣於明火烹飪的中國餐飲，是煤氣應用的有利市場。因此一向有西化傾向的中華煤氣迅速地轉向，把業務的重心轉移到這個市場上來。20世紀20年代，公司在當時香港的商業中心連卡佛百貨開設了陳列室，展示了由公司工程師大衛·梅耶設計的新款煤氣竈具，同時提出了“用煤氣烹飪”的口號，並自此大力轉向下遊，努力發展除照明以外的煤氣應用領域。
　　這一轉向，留下了不少相當有趣的歷史遺物。1918年，香港就出現了煤氣車，使用範圍很大。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戰爭的雙方都大量使用汽車和坦克，軍隊對燃料的大量使用導致了民間缺油。而中華煤氣的活力，也可以從這種煤氣車的迅速面世中體現出來。到1937年，中華煤氣已經開始舉辦全港烹飪班，也就是烹飪中心的前身，這顯示烹飪已經被管理層認定是中華煤氣的核心市場。
　　重新確立的市場地位和香港不斷擴大的人口基數，使得中華煤氣重新變得活躍起來。而在此期間，香港的繁榮則是帶動中華煤氣獲得生機的主要因素。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上半葉，香港所背靠的中國內地一直處於反復的戰火和不斷的社會動蕩之中，相對來說，安定的香港對於內地人口有著相當大的吸引力。正是因此，相當數量的內地人向香港聚集。香港除港島外，九龍和新界地區也開始變得繁榮。
　　活躍起來的中華煤氣開始了又一輪投資，公司在九龍投資了第二個制氣廠—馬頭角制氣廠，與最早的西環制氣廠並行，管道投資也得到了擴大，供應範圍也隨之擴大，使得一些新興的大客戶，如香港賽馬會、大型制造業企業都成為中華煤氣的用戶，而這使公司的業務變得更加穩定。
　　這一段時間可以稱為中華煤氣在香港的中間黃金期，整個公司的運作已經開始穩定地向一個未來將要成熟的市場靠攏。在西環商業中心的中華煤氣陳列室裏，甚至已經出現了煤氣熱水器的蹤跡。一個大型城市公司的構架，已經建立起來了。
　　如果與現在的生活作一下對比，我們就可以看到，香港這家叫做中華煤氣的公司，在技術和公司的架構上是相當先進的。到現在為止，煤氣對我們日常生活的滲透，主要在制冷、供暖、洗澡、烹飪4個方面。由於氣候關系，供暖在香港沒有市場，而制冷技術要到20世紀50年代才成熟，而當時的中華煤氣就已經確定了烹飪和洗澡兩大領域作為煤氣的伸展空間。作為一個煤氣的供應商，中華煤氣對於下遊產業的介入程度之深，也形成了傳統。
　　內地的讀者很難理解的是，本來在我們的印象中應該由專業制造商運作的煤氣竈具和煤氣熱水器，在香港，中華煤氣作為一個能源供應商都有介入。作為與香港煤氣供應歷史同步出生和成長，並且多年來信譽一直卓越的上遊公司，中華煤氣介入這些產業，在渠道上有成本優勢，在產品上、推介上有信譽保證，在品質控制上有成熟經驗，讓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社會總成本很小的業務分工。假設一家內地壟斷了市場的煤氣公司人員向用戶推銷竈具，也許會被用戶視做是攤派式強行營銷。不過在香港，中華煤氣的維修人員向用戶建議使用自己公司的竈具以保證安全，也許就會被視為一種權威建議。
　　在公司的架構上，我們可以看出，中華煤氣已經快速地走向了其他市場。由於香港的能源供應向來就有用戶自制、電力、煤氣三種方式在競爭，所以中華煤氣很自然地需要降低成本、努力營銷來贏得用戶。也正因此，中華煤氣雖然是市場上主要的煤氣供應商，而且一直處於市場絕對優勢的地位。但哪怕用戶自備的柴竈和“火水”（煤油），也是中華煤氣公司可能的競爭者。所以就算煤氣是一種更為先進和清潔的能源，中華煤氣同樣需要以更好的價格和更為悉心的服務來服務消費者，才能贏得更大的市場。也正是因此，隨著市場範圍的擴大，公司的投資方更傾向於擴大煤氣供應量，降低價格，使煤氣在更為廣泛的香港居民中使用，才能使公司的利潤最大化。所以中華煤氣從這時起，已經開始高度重視用戶端，並形成了一個相對龐大的研發和營銷體系，而制造端—公司的制氣廠則相對精簡，更多地以規模的擴大來降低成本。
　　這就是一家現代公司的雛形。
　　最低谷
　　說起中華煤氣的歷史上有過的最黑暗日子，則是在日本占領香港時期。日軍占領香港導致百業蕭條，也影響到了作為基礎產業的中華煤氣。
　　日本占領香港那段歲月是一段血腥的歲月。1941年12月日本占領香港後，血腥襲來。日本占領軍改變了港英政府保有香港貿易自由和遷徙自由的政策，對香港大量來自各地的人口實行了遣返。而在實施這個政策時，日軍采用的手段極為野蠻。在占領香港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士兵們手持槍支上街驅趕外來人口，並常有任意屠殺事件發生。
　　中華煤氣在這個時期作為私產被日軍征用，而後日本占領軍當局派出了一名日本經理控制公司，以實現占領軍的意圖。在此期間，所有的文字記錄都消失了，後來的人只能通過一些片斷的回憶和書信去拼合那一段歷史。
　　令人意外的是，中華煤氣公司的中國職員對於日本經理並無太多厭惡感—因為相比起大量被遣返回鄉的其他香港工人，以及失業在家的工人來說，煤氣公司的工人至少還能吃飽。其中的理由看來是確定無疑的，日本占領軍雖然極其野蠻，但煤氣顯然也是他們所不能缺少的需求。
　　從標準的公司經營來看，日據時期的中華煤氣稱不上是在運作。承擔管理任務的歐洲職員幾乎全部離職，很多都流落到了異國他鄉；所有的設備都斷了備件供應，只是在勉強運作而已。以中華煤氣歷來的管理水平看，這段時間埋下了諸多的安全隱患；煤氣的壓力大大下降，供應也時斷時續，用戶的體驗差到極點；另外，戰爭後期相當多的管道因為轟炸而報廢，只能停止供應了事。
　　很顯然，公司這樣運作完全是在竭澤而漁，所有的後果都將由未來恢復正常運營的公司來承擔。
　　在整整44個月的占領期間，中華煤氣唯一的成績是煤氣的供應一直維持著。不過這種保障到了日據的後期也幾乎難以為繼，到日據後期，由於戰爭的形勢越來越復雜，而且盟國的封鎖日益加劇，使得在占領區的中華煤氣幾乎無法得到燃煤。1944年8月，西環的制氣廠不得不關閉，再過一年，九龍馬頭角的制氣廠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在1945年6月暫停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