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絲綢之路的咽喉的敦煌，必然成了中古史上最乍眼、最誘惑、最炙手可熱的地方。

邊遠的敦煌，不僅被歷代中央政權視為心腹之地，也是北方民族之間必爭的生存要隘。在漢武帝開拓河西之後的兩千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時間，敦煌由少數民族當家作主。唐代那兩句名詩“勸君更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足以表明敦煌是漢人活動的極限。但對於西北各少數民族來說，整個河西，連同西域，乃至中亞，都是他們馳騁的天下。公元前後，塞人、胝人、匈奴人、烏孫人和月氏人，都曾在這個歷史舞臺上充當過咄咄逼人的角色。然而盛極而衰，他們一個個離開了敦煌，遠走中亞，甚至更遠的西亞。把他們的人種形象消融在那兒固有的音容笑貌里。

隨之而來的歷史角色，就是北朝的鮮卑和隋代的突厥。然而任何歷史角色都不可能常新。在歷史時空的斗轉星移中，鮮卑和突厥的時代又成了過往的黃金歲月。跟著是大唐在敦煌一手遮天，還把權力的鐵腕一直伸進中亞各地。

但是公元755年（天寶十四載）的安史之亂，迫使唐王朝把河西的精銳部隊調入中原。一個崛起而氣盛的民族吐蕃千載難逢的時機來了。他們乘虛而入，經過11年戰爭，占據了河西。此後盡管大唐在中原依舊歌舞升平，敦煌卻聽命於吐蕃長達67年。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

一個風習獨異的民族做了敦煌和莫高窟的主人，到底是吉是兇？

事實是，敦煌非但沒有受到扼制，反而更加興盛。同樣信奉佛教的吐蕃人開窟建寺的熱情有過於前朝。他們在敦煌城內一連興建十七座寺廟；在莫高窟開鑿與續建的洞窟高達92個，反倒超過了洋洋自得的初唐與盛唐兩個時期。

吐蕃當政時期，沙州人口不到三萬，職業的僧尼卻有一千。而且寺院開始擁有土地、產業和寺戶，僧人們無拘無束，不受官府管轄。高僧的畫像大模大樣地出現在洞窟的墻壁上（莫高窟第158窟）。從敦煌藝術史的角度看，佛教保持相對獨立，藝術便多些自主。

吐蕃時期的洞窟依然遵循著盛唐風格。趨向寺廟那種殿堂模樣的窟式（莫高窟第231窟洞窟內景）、凈土內容為主的經變畫（莫高窟第112窟南側。榆林窟第25窟南壁的凈土變壁畫）、菩薩的女性化（莫高窟第159窟文殊變和普賢變、第158窟天請問經變中的菩薩形象）、以及造型和繪畫的風格，都恰恰是對盛唐風格進一步的完善、確定和成熟化。

這表現了大唐文化的強大勁勢與魅力。在精神和文化上，從來都是成熟的要影響不成熟的。

大唐文化在吐蕃時期仍占居絕對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