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風險時代的社會及個人因此恒常處於充滿不確定感的生命情境，生命隨時可能被毀滅，而科學及官僚等過去所仰賴的決策體系不僅不能處理這些威脅，甚至反而根本是罪魁禍首。眾所周知，貝克的企圖當然不只是要指出現代社會中大規模生態災難如何無可避免，而是要對風險社會作病理診斷，並提出反思性(reflexivity)這個處方。雖然海嘯及地震等天災與貝克的論述中所提及的生態災難型態乍看不盡相同 ⁴，但一來前者的發生與 所造成的災情往往與工業文明導致的更深層的環境崩毀有關，二來人類社會對兩者的處理模式及無力感都可追溯至對科技決策的仰賴及對決策破局的認知⁵，因此貝克的風險社會理論對形塑巨型天災的相關論述仍有一定程度的效力，而其中最令筆者感興趣的論點即是全球規模的現代化  (生態)風險源自於人類社會與自然間的「錯誤對立」(“From Industrial to Risk Society” 80)。

這種認知當然與貝克對工具理性的批判與期許有關。工具理性是許多當代理論家例如法蘭克福學派關注的議題，代表性論述主要探討以科學技術征服自然的啟蒙精神及作為其核心價值的工具理性如何造成人與自然的對立，並進而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惡化(Macauley 13-4)。在工具理性的思考脈絡中，自然因而只能被理解為外於人類、任人類生產活動作用並支配的對象。貝克提出的反思性除旨在以工具理性的自我質疑來根除其對社會價值的壟斷現象之外(“Risk Society and the Provident State” 33-5)，對自然被物化的趨勢也有修正的作用：藉由反思， 人類當可注意到其所習用之自然觀念並非指涉一天生地養的素樸存在， 而是文明世界生產物質時經歷破壞或危害的一種「歷史性產物」(“From Industrial to Risk Society” 80)；而打破人類文明與自然之間的藩籬之後， 更進一步須建立的認知即是所謂人類社會與動植物及所有維持生命之要件之間的一體性(“From Industrial to Risk Society” 74)。

質言之，貝克以無可排除且無人可自外於之的全球性生態災難為出發點發展其風險社會理論，進而主張以反思性來救贖工具理性過度橫行所致的災害，而其中一項重點任務尌是剖析自然與文明之間的糾葛，後者的進程如何形塑前者的觀念，再由此動搖兩者之間的區隔，並重新認知人類與其生存環境間的依存性。在如上的論述中，有兩個關乎發展新生態論述的問題值得提出來討論：首先，即使認清自然觀念是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中的歷史性產物而非相對於文明的他者，當我們要進一步釐清人類與生存環境間的依存性時，奠基於或曰附屬於文明社會的自然觀念是否能有效支撐新論述空間的開展？其二，我們究竟如何擺脫工具理性以求真正理解人類與其他動植物及生存環境間的一體性?


⁴ 貝克著重討論的是由工業生產力過剩所直接導致的生態災難，例如各種汙染及核災；而近年來接踵而至的地震與海嘯則似乎是一個人類如何有效預測及監控天災的問題。

⁵ 且不論科學教科書記載的地震與海嘯的成因為何，近年來因過度開發及溫室效應所引起的地層鬆動與海帄面上升等問題，都讓災難來臨時的災情更加慘重。而從日本三一一地震後福島核電廠輻射外洩的例子也可看出，貝克所討論的生態災難與近年的巨型天災之間有其難以截然劃分之處。更重要的是，地震與海嘯的監測系統不脫以科技的力量來監控自然環境的思維；而監測系統作用不如預期時，突顯的亦是科技理性思維無法全面掌控規模與威力溢出其預設之模型的自然力量。

（原載：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第四卷．第二期．2011 年 6 月．頁 5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