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信仰的自由及其言論的自由、出版的自由、集會的自由以及向政府和平請願的自由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是，搞清楚它們為什麼重要才更加的重要。因為關涉到一個重要的人性假設：人之初，性本惡。

當然，中國人更為熟悉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其實，“性本善”和“性本惡”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性本善”、“性本惡”都並不實際存在，不論“性本惡”還是“性本善”，都不是一種事實的判斷，而是一種人性的預設。很多學者沒有搞清楚，偏偏要去論證小孩生下來就有善心或者沒有善心，實在是大謬不然。其實，這涉及到對於宗教與哲學的理解。“性本惡”、“性本善”無非都是對人性的一種預設，也無非都是對於人性的發展方向的一種思考。

“性本惡”的預設，其根本奧秘在於；它越過了“好人”與“壞人”的判斷，直接把人界定為一個自由的人，其中有上帝的一半，也有愷撒的一半。本來，人性是一個黑箱，根本沒有人能夠解釋清楚，也沒有人能夠真正把把握。中國誤以為可以把握，因此通過“性本善”的預設，來要求每個人都必須去做到最好。西方的設想，是認為人性根本不可能把握。人一生下來就在犯錯誤，例如偷食禁果的亞當夏娃；而且人再聰明也還是會犯錯誤，例如俄狄浦斯，世上只有他才能夠猜破斯芬克斯之謎，才知道“人”是誰，但是，不還是不知道“我”是誰？強大的斯芬克斯仍舊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毀滅他，因此只能是通過一種“性本惡”的“原罪”的方式，期望每個人能夠做得不要更壞。

必須指出，西方之為西方，最為深刻的地方其實也就在這裏。世上本沒有好人與壞人，斯賓諾莎指出：“人們都有一種欲望，要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論理學》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424頁） 馬克思也認為：“致富的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3頁） 斯賓諾莎說的“追求對自己有利的東西”，馬克思說的“致富的欲望”，都是人類共有的本性。眾神之王克羅諾斯，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吞食自己的孩子，宙斯也是如此，把還在母親肚子裏的雅典娜與母親一起吃掉。這其實都是人的真實象征。所以，愛因斯坦才會說：只有兩種東西是無限的；宇宙和人類的愚蠢。《巴黎聖母院》中有一句歌詞也才會這樣去唱：人類妄圖企及星辰的高度，將自己的名字鐫刻上教堂的石碑！

事實上，人絕對不可能是神，不可能絕對完美。他只能是一個並非十全十美、也並非十惡十醜的動物。在他的身上，有美的東西，也有醜的東西，不是完美。也不是完醜。他是一個未成品，或者距離“完美”更近，或者距離“完醜”更近，但是絕對不會等於“完美”或者“完醜”。而且，在人的身上並不存在“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或者說，不存在“非美即醜”，而是“亦美亦醜”。所謂的壞人，只是做了錯事的好人，所謂好人，也只是暫時還沒有做壞事而已，所以紀伯倫在《先知》中會說，惡，不過是被饑渴折磨的善。馬克思說，人既不善，也不惡，就是具有人性；狄德羅說：“說人是一種力量和軟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偉大的覆合體，這並不是責難人，而是為人下定義。”雨果也說：“天生的萬物中，放出最大光明的是人心；不幸的是，制造最深黑暗的也是人心。”這都是至理名言。

我之所以一再強調“人性是一個黑箱”，道理也就在這裏。從“性本惡”的預設出發，人性的進步就必須通過首先把人變成自由人的方式來加以實現，梅裏美問：為什麼人們總是喜歡壞蛋呢？為什麼總是越不值得愛就越是會被人去愛？答案當然是：因為每一個人其實都更接近於壞蛋。因此，自由，應該無條件地先於“行惡”或者“行善”。

首先，人把自己置之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其實也就是把自己的意願完全置之於自己意志的決斷之下，自己就是自己的全部行動的唯一原因。這，正是人的全部偉大之所在。試看，人的自由意志是如此之強大，以至於它能夠決斷地不去聽從它的創造者的旨意。能夠一意孤行地區非觸動蘋果不可。那也就意味著：既然連它的創造者都可以被說“不”，那麼，實在也就沒有什麼可以不被說“不”的了。

其次，那怕是自由地行惡，那也會促使每一個人逐漸學會在合情的惡與合理的惡之間去選擇，在小惡與大惡之間去選擇。路要越走越寬，那就必須每個人都只能主動去走向善。作惡，則只能越走越窄。最後，每個人會先後不同、程度不等地逐漸意識到以小惡去取代大惡，以不惡去消解惡，最後，才有可能以善來代替惡。顯然，黑格爾說的“理性的狡計”，康德說的“大自然的天意”，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區別於中國的事先制定了某種最好的規範，要求每一個人去無條件效法，例如女性之於“三從四德”；西方卻是通過試錯的方式，放手讓每一個人去自由行事，意在讓每一個人逐漸意識到，兩害相權，最好的選擇是逐漸地學會主動去取其輕。“君子成人之美”、“與人方便，與己方便”。歌德的《浮士德》的重要性，在西方要相當於《聖經》，有人說，它是第二本《聖經》。原因就在於，歌德用六十年的時間，參透了西方文化的根本：先上路再說。而且，你上路以後做好人還是做壞人，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沒有關系，重要的是先去做人、先去做事。因為只有在“做”的過程中，你才會遲早慢慢醒悟：做壞人成本太大，做壞事成本也太大，與此相反的是，做好人做好事卻成本很小，前者是零和博弈，後者卻是雙贏和多贏，只有自由為善，才有真正的發展空間。於是，每一個人就在“做”的過程中慢慢學會了兩害相權要取其輕，兩利相權要取其重。

總之，“信仰的自由”的真諦在於：自由先於信仰。在這裏，自由的本來含義並不在於它多麼美好的，而在於只有它，才是一個真正的開始。每一個人的信仰，都要從自由的行惡和自由的行善開始起步。因為，有了自由意志，人類當然可以犯罪，但是也就有了可以逐漸不再犯罪的可能。有了自由意志，人類當然可以不去行善，但是也就可能最終逐漸走向了行善。自由當然不是善，但是，自由卻是善之前提；自由當然不是惡，但是，自由才是惡之死敵；最後，自由當然也不是信仰，但是，自由卻是信仰之源頭。

“信仰的自由”的真諦並非僅僅到此為止，因為，“信仰的自由”的更為重要之處還在於：它逼迫著“自由的信仰”的出場。

從中國人的眼光看去，對於“信仰的自由”，很可能會有一種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的感覺。我們可能不會讚成如此地放縱自由，尤其是自由地行惡，但是既然放縱了，那我們也就會想當然以為，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自由行惡的盡頭，就是自由行善。然而，在基督教那裏則不然，自由的行惡與自由地行善，並不存在善最終戰勝惡，而是善惡永遠此消彼長，而且，正如哲學家馬克斯•舍勒爾所說，人相對他自己已經完全徹底成問題了。而我們最大的障礙就是，是人卻無法像人那樣活著。為什麼會如此？又為什麼要如此？原來，基督教是要把你逼入絕境，是要讓你不得不承認：無論如何努力，還是怎麼都不行。原來所謂的“人性惡”並不是指人會做壞事。而是指的人永遠不可能完美。“永遠不完美”，就是基督教給自己所規定的“原罪”。猶如不管你跑的多快飛的多高，但是都跑不出腳下自己的陰影。你必須為這個陰影、為你所有的罪惡背上十字架，也必須去付出血和淚的代價，誰都無法幸免，也沒有誰能夠幸免。

同時，在善惡的對比中你又意外地發現，善是如此可貴有如此值得珍惜，於是，只有在這個時候，你才會幹脆轉過身去，提前進入絕對的善、純粹的善。此時，盡管在現實生活中你根本無法做到，但是，在精神生活中你卻寧願把自己的生命從肉體中剝離出來，去固守那最為美好的東西。西方有名言雲：失敗從哪裏開始，拯救也必定從哪裏被準備出來；哪裏有墮落，哪裏就有拯救，道理就在這裏。

這，就是“自由的信仰”！

相對於“信仰的自由”的關鍵詞“自由”，“自由的信仰”的關鍵詞是“信仰”。正是因為人的肉體生命永無獲救的可能，人的精神生命的無限空間也就得以敞開。我已經剖析過，在其它的宗教，一切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都是事先規定好了的，但是，基督教卻不同，在所有宗教中，基督教是唯一的強調自由選擇的宗教，它首先是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只要你願意，一切都是可為的，但是，當你做凱撒做到了最後，卻又終於發現自己再怎樣努力也無濟於事，也仍舊救不了自己，然而，你卻又絕對不甘心失敗，於是，終於發現，你可以轉過身去面對上帝，可以把上帝的還給上帝。我倒下去的時候，也正是我站起來的時候。彌爾頓在自己的《失樂園》裏，曾經讓上帝出面發言，他說：“不自由，他們怎麼能證明他們的真誠，出於真正的忠順、篤信和愛敬，那可以只顯得他們迫於形勢，並非心甘情願。這樣的遵命，我有何快慰，他們又怎能受讚美？” 顯然，正如黑格爾所說：“一個惡徒的犯罪思想也比天堂裏的奇跡更偉大更崇高。”沒有把凱撒的還給凱撒，就沒有可能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值得註意的是，“轉身”，還意味著自己作為人的完全的無能為力，自己的無法依賴自性力量而得救，自己的努力，全然是怎麼做都不行，盡管一再地掙紮著站立起來，可是卻又一再地發現，自己並未站立為“人”，而是依然站立為“獸”。於是，就只能轉而去尋找他性的力量、外在的力量，並且借助於外在的力量來在心靈上認領自己，把自己從心靈的黑暗中解放出來，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心靈空間，同時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我活著，但又不是我活著，而是信仰在我身體裏活著，是信仰在我的生命裏工作。無疑，這仍舊是把上帝的還給上帝。

前面說過，馬丁路德寫的《基督徒的自由》，提出要“因信稱義”。現在來看，所謂的“因信稱義”，除了要堅持自由的選擇之外，還要堅持選擇的自由。也就是說，凡是我所選擇的，我就要至死不渝地去堅持。理解的要堅持，不理解的也要堅持。無論如何，都要去堅持。我不會去摸著石頭過河，而是先設定了美好的對岸，然後就奮不顧身地入水前行。也許，我所選擇的目標在一千年以後才能夠得以實現，今天仍舊還是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但是，這一切都並不妨礙我今天就放棄殺人放火，去矢志不移地去奉行、去追隨美好的目標，去“盡力做到像人那樣為人生活”，去賭人類終將為善。因此，對於“自由為善”的信心，也就成為人類的“目的”。當然，在基督教裏，這就是所謂的聖徒。顯然，正如法國的帕斯卡爾在《思想錄》裏說過的：這無異於一場賭博——賭美好的未來一定實現、賭善一定勝利！不過，這又是一場毫發無損的賭博。因為如果勝利了，那自然無話可說，如果萬一失敗了，那自己為美好的東西和善良的東西而奮不顧身，也稱不上任何的失敗。因此，帕斯卡爾甚至說，這是一場穩操勝券的人性的賭博！

有一個古希臘的故事，有助於我們來理解“轉身”的至關重要。這個故事叫做：哲學家的最後一課。說的是一位哲學家培養了幾個學生，到了考試的時候，哲學家就給他們出了這樣一道題目：在一片田野裏，長滿了雜草，那麼，怎樣才能消滅雜草呢？顯然，這個題目就相當於在問：怎麼樣才能消滅自身的動物性呢？卷子交上來以後，老師一看，真是什麼答案都有，例如，要把雜草除掉，要把雜草燒掉，等等。於是，老師說，要不這樣吧，咱以後再見面吧。結果，一年以後，他的徒弟沒有一個能夠把雜草除掉的，只有老師，真的把雜草給除掉了。那麼，老師是怎麼做呢？其實也很簡單，他只是在地裏種滿了莊稼。顯然，老師是在告訴自己的學生，要與某些醜惡的東西告別（例如動物性），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轉過身去面對那些美好的東西，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最終戰勝那些醜惡的東西。

顯然，這就是基督教。這就是不但超出了宗教、進入了哲學、成為了文化而且更教會了英美等國家的基督教，這就是去自覺“領悟無限”，去自覺實現“根本轉換”的基督教。形象地說，全世界的國家，尤其是中國，在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中都是“腳”先出來，但是，在基督教的推動下，英美的整個現代化的孕育過程卻是“頭”先出來，因此，英美的現代化的步伐更為健康、更為神速，也就都不是偶然的了。

四

還回到中國，意識到西方的崛起與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以及中國的衰落與未能先“基督教”起來的關系，畢竟還是未能讓眾多的中國人信服，但是，先“信仰”起來，卻無異於打開了一扇思考的大門。

我們看到，事實上，與其說現代化是基督教的產品，其實遠不如說是基督教的副產品。因為基督教的全部目標都是成就精神的人，又何嘗考慮過現代化之類的塵世凡俗，可是，因為在基督教之中存在著“原罪”觀念、存在著包括“欠債—還債“的情感倫理，於是，終生辛勤工作，去贖自己的罪，也就非常必要了。於是，衣食住行、日常瑣事乃至職業活動，也就統統被看做了意在贖回先前犯下的“原罪”的工作。這樣，人之為人就不能不時時刻刻去“還債”，不能不時時刻刻去毅然承擔起塵世生活。承擔塵世生活，是人的絕對責任，也是人重獲新新生的希望。因此，塵世生活也就有了絕對的意義。也因此，現代化這一副產品，也就順勢而為同時也就順理成章了。

遺憾的是，這一切在中國學者那裏竟然是一無所知。在發現了先“基督教”起來的特殊作用以後，引發的也不是對於基督教所蘊含的“自由的信仰”的積極思考，而是一片自吹自擂的自我鼓噪。例如，不遺余力地鼓吹先“儒教”起來，先“道教”起來，先“佛教”起來，如此等等，它們天真地以為，如此一來，就可以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社會取向的價值選擇與社會發展的動力選擇問題，然而，在先“信仰”起來的歷史事實面前，這類的“鼓吹”與“解決”卻顯得如此不堪，以至於根本不值一駁。

中國的實用宗教是有目共睹的。“中國人為什麼走不進天堂”？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困惑。中國最喜歡的，是“神道設教”，對此，孔子解釋為“祭神如神在”。這也就是說，我只是去裝腔作勢地祭祀、去信奉一個宗教，但是祭祀與信奉的目的卻不是宗教的，而是實用的，例如，是為了有效地組織起社會力量。中國從黃巾軍起義一直到洪秀全的天平天國，宗教都是組織社會力量的一個很重要的砝碼，但是，這類的宗教也都沒有給中華民族帶來任何進步的東西，帶來的只是中華民族的大倒退。例如洪秀全，它利用宗教所做的事情就實在是不恥，更不要說他利用宗教發動社會大革命所導致的上億人口的夭折了。

事實上，說中國充斥著的大多是蠱惑、迷信乃至邪教，真是一點也不為過。魯迅在五四的時候就批評過，中國的信教就是“吃教”。回想一下，我們到廟裏都幹了什麼？許願？！我經常問我的學生，今天我也問問你們各位聽眾，你有沒有許一個願然後就磕頭、就捐錢的？沒有？我相信沒有！中國人都不會幹那種吃虧事的，許願都最少是三個，甚至是四個，自己還偷偷加了一個，如此許願，真是讓老佛爺不堪重負。可是，我們又在佛前承諾過要奉獻什麼嗎？什麼都沒有承諾，而且是——而且是從來都沒有承諾。但是，基督徒有這個樣子進教堂的嗎？我們必須要追問：信教到底是為了讓你得到什麼，還是為了讓你失去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