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個角度來看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以及陳馬六甲的中國之旅，則都是兩重意義兼而有之。郁達夫在新加坡被日軍攻陷之前，身為新加坡「文化界戰時工作團」團長，在陳嘉庚的安排下隨著三十幾位新加坡工作的「文化人」（作家與報紙編輯等），逃到地廣人稀的蘇門答臘島，為了身家性命，隱姓埋名，喬裝為本地商人，卻因為通曉日語，被駐守當地日軍徵調為通譯，並掩護其他一起逃難的文化工作者，郁達夫這個旅程本身已經是足夠刺激玄奇。然而這個旅程也對蘇門答臘這個環境有特別的意義，在此之前中文世界對蘇門答臘基本上沒有什麼特殊的記錄，郁達夫連同其他作家的蘇門答臘之旅，留下大量的記錄，連帶對蘇島的各種情況，包括對蘇島的華人社會的情況，也一併留下了彌足珍貴的記錄。 

陳馬六甲的中國之旅也是一樣，他是在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上為各亞洲共產黨的代表，19 印尼早期的革命領袖，以及印尼共產黨草創時期的主席，20由於二十年代的革命失敗而流亡海外，以避免列強殖民政府的追捕，其間幾度入獄又幾度逃脫，流亡路線遍及亞洲諸國，最後卻選擇中國為其棲身之處，化身華僑，隱藏在各地不同的華人世界。就其個人經驗而言，逃亡過程的驚險曲折，有其引人入勝之處；就其所經之處，對當地情況的記述也有特殊的價值。他以社會革命家的眼光觀察中國南方社會，從政治社會結構的理解到華南農村的風俗習慣，以印尼／ 馬來語文紀錄了第一手的接觸經驗，其理解深入的程度，到目前的印尼／馬來文文學中還未有出其右者。這個接觸經驗從東南亞缺乏溝通華人世界與土著世界的英雄類型來看，的確是難能可貴的經驗。

陳馬六甲的華南之旅主要是發生在三十年代，而郁達夫的蘇門答臘之旅則是發生在四十年代，在人類旅行史上是個中介時期，探索無人之地的冒險家或航海家時代早已過去，而大眾旅行則尚未崛起，至少在亞洲是如此，十九世紀末期當日本明治維新之後，還有日本人試圖在太平洋地區尋找無人之島，希望得以建立新殖民地，到了二十世紀初期則完全放棄這種念頭，而到了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儘管亞洲各埠之間都有固定航線往返，但是能有機會到到異國旅行，還不是很容易的事。而其中困難的程度，除了交通及經費上的問題以外，主要是文化上的差異所構成的心理障礙，這可以從同一時期與南洋有關的遊記中清楚看出。21

類型

旅行有不同的類型，可以是自願的或是被迫的，或是有特殊任務，可以是個人的也可以是集體的，因此旅遊、隱居、放逐、逃難、出征、傳教、養病或是執行勤務，都是不同的旅行經驗。我們對旅行採取不同的分類，是希望能對旅行的性質加以掌握，如果既有的類別中沒有合適的分類，則應該加以尋求或創造合適的類別。這些不同的類型都涉及旅行者離開自己熟稔的地方而進入陌生環境而形成精神上的特殊狀態，這種特殊的精神狀態衹在旅行中存在，常常是旅行者追求旅行經驗的原因，也常常是旅行文學創作的泉源。 

依照一般的分類，陳馬六甲和郁達夫的旅程應屬流亡，陳馬六甲是革命失敗被荷蘭東印度當局放逐，而郁達夫則是為了逃避日軍的追捕，假如沒有這種特別的機緣，兩位主角未必會有這樣的異域探險，這是有偶然性在其中。不過流亡包含被迫離開慣居之地，漂流異鄉，和主動求取探索異地並不相同，由此，郁達夫和陳馬六甲的旅行狀態不能單以流亡視之，他們也都有想要探索新世界的念頭，才有了他們的旅行，假如不是有探索異域的心，他們都可以選擇很快地離開這個原本不屬於他們心靈世界的異域。然而兩者皆由於對異域接觸有特殊興趣，他們不約而同地闖入了一個屬於介於華人和印尼／馬來人之間的世界。 

陳馬六甲為什麼會到華南去呢？以其革命家的行徑，他沒有任何好的理由要到華南，特別是到福建省的鄉間名不見經傳的小鎮上。陳馬六甲曾經想在印尼鄰近國家的都會地區活動，所以其主要的根據地，是曼谷、新加坡、馬尼拉及仰光等地 22，中國對陳馬六甲而言，仍是太遙遠的國度。

雖然陳馬六甲在 1924 年曾經去過廣州，他發現廣州也並非理想的革命據點，23後來因為被香港的英國殖民政府及菲律賓的美國政府追捕，在放逐過程中得到協助而到了廈門。陳馬六甲的華南之旅始於偶然，他也沒有很好的理由要停留廈門，24 假如他打算離開廈門，也是不難安排的事情，他卻決定留在華南地區，並且移居更內陸的農村，理由除了找個安靜的地方養病以外，他自己也表示他一直希望能夠有機會能好好地觀察瞭解中國農村。如果不是陳馬六甲對中國的興趣，也不會有這段旅程，這和流亡心態不相同，不能衹以流亡視之。 

19    1922 年陳馬六甲赴莫斯科第四屆國際共產黨會議(Fourth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陳馬六甲被選為東方組的主席(Eastern Commission  Comintern)，是亞洲地區共產黨人的代表，這使得陳馬六甲一開始流亡生活就具有很高的國際知名度，其後消聲匿跡甚久，增添其神秘色彩。Harry Poeze, Tan Malaka: Strijder voor Indonesie’ s Vrijheid, Levensloop van 1896 tot 1945 . [陳馬六甲：印尼自由的鬥士，1896 年到 1945 年的一生]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76. Pp.231-232.

20    目前在印尼出現的文獻中，傾向將陳馬六甲視為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人物，而其出身印尼共產 黨的身分則未被強調，這可能是因為其在印尼的時間很短，而以共產黨員出現是在 1922 年以前的事，因此衹將之視為社會主義者。相關討論請見 Y. B. Mangunwijaya, “Sosialisme Indonesia.” [印尼的社會主義] Kompas. Kamis, 14 November 1996.

21    例如做為出版社代表的鄭健盧，為了編南洋合用的教科書，才有機會走訪南洋各埠，因此特  別將其旅程及所聽聞之各地風土記錄下來，見鄭健盧，南洋三月記>>。香港：中華書局，1933。 而專門研究僑鄉的社會學家陳達，因為得到美國基金會的協助，才有機會訪問南洋各僑社，也珍惜 一路見聞而出版其旅行筆記，見陳達，浪跡十年>>。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而艾蕪因其流浪  經驗而寫下南洋情狀，也是基於時人對南洋隔閡，發而為文而成，見艾蕪，南行記>>。上海：    生活書局，1935。這些遊記的產生都一方面顯示當時赴南洋旅遊不易，另一方面也表明了當時普遍 對南洋風土文化的陌生感。

22    1924  年他考慮在鄰近的熱帶國家活動，提到了暹邏、緬甸、安南、菲律賓和馬來亞，而他到廣洲時，有嚴重水土不服的現象，在當地工作一位德國醫師表示，他必須停留在熱帶國家對其健康 比較好。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 1948, Vol. I. pp. 120.

23    那是因為在開完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議之後，希望讓陳馬六甲拓展亞洲方面的宣傳聯繫工      作，他便選定廣州為其工作地點，後來發現，即使廣州是吸收外來事務最快的地方，但是光是印刷 拉丁字母的困難，就足以使他計劃出版英語的革命宣傳刊物 The Dawn 的計劃落空，他在其自傳中以一個章節的篇幅提到了各種困難，。Tan Malaka, Dari Pendjara ke Pandjara , 1948, Vol. I. pp. 122.

24    1927  年的華南已經和幾年前的廣州成為國際左派聚集地的情況大不相同，經過國民黨清黨之後，情況丕變，由反共的中國國民黨控制政局，如果國民黨政府知道印尼共產黨頭號人物在中國， 必定會採取行動，因此廣州不再是可以容納國際共產主義分子的地方。

25    林謀盛為戰前新加坡「星華僑抗敵動員委員會勞工服務部」主任，逃到重慶之後受命領導「一三六部隊」，進行情報工作，後來不幸殉職。相關事蹟見莊惠泉編新馬華人抗日史料>>。新加 坡：文史出版有限公司，1984。陳崇智，我與一三六部隊>>。新加坡：海天書局，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