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由於視覺文化研究超越了具體的學科和大學體制的限制，進入日常生活的層面，成為一種“後學科的努力”；作為一種策略，它更關注靈活的解釋結構，關注個體和群體對視覺事件的反應和理解（註：Shohat, E. & R .Stam," Narrativizing Visual Culture", in N. Mirzoeff, ed., Visual Cultural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p.3～4.）。

在西方視覺文化研究中，激進的後現代主義所關注的三個基本問題——性、種族和階級——都貫穿在視覺事件的分析中，形成了對歐洲白人男性中心主義的視覺暴力的抗拒和顛覆。比如，在視覺文化中如何由“良好的眼光”轉向“批判的眼光”，便是一個重要問題。


誠如羅各夫所言，視覺文化研究就是要確立一種批判的視覺，進而重新審視人們看的方式和表征的歷史。這就把文化研究從傳統的邏輯實證主義範式，轉換為表征和情境認識等當代研究（註：Rogoff, I., "Studying Visual Culture,"Shohat ,E. & R. Stam," Narrativizing Visual Culture," in N. Mirzoeff, ed., Visual Cultural Reader, London:Routledge, 1998,pp.15～17.）。

所以，在某種程度上說，視覺文化研究既是文化研究中學科整合的體現，又是文化研究中研究細分和專題化的征兆。它的確提供了不同於單一學科（如哲學或社會學）的視野和方法論嘗試。或者說，視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種進入當代資本主義日常生活批判的路徑。

視覺文化的問題結構

從目前視覺文化研究的發展來看，這一領域形成了關注當代視覺事件意義的視覺文化社會學，強調發展一種視覺文化解釋理論的視覺文化解釋學，以及著眼於視覺文化史或形象史研究的視覺表征史的不同思路。這些不同的思路相互作用，實際上構成了視覺文化研究的問題結構及其不同層面。 

這里我們不妨來簡要討論一下，幾種不同的對視覺文化研究問題結構的理解。一種觀點認為，視覺性的研究大致可以依據視覺現象的四個不同層面來分析：


第一，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意義實踐層面。在構想“他者”的政治和倫理實踐中，在每天的社會體驗中，這種意義實踐確立了我們的經驗結構，也建構了從藝術、新聞到人文科學等活動中的視覺範式。

第二，晚近出現的解釋性問題結構（關於看的不同方式的種種理論敘事），它帶有某種探索視覺秩序的社會學和政治的經驗性承諾。

第三，在反思這些問題和實踐的社會建構中，歷史地形成的理論科學和批判思想的作用。

第四，元理論層面，即關注質疑和解構視覺組織範式，以及使之合法化的實踐、機構和技術的歷史和意義（註：Heywood, I., & Barry Sadywell, eds., Interpreting Visu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X.）。

所有這些不同的層面都集中於，視覺事件的意義形成的社會歷史條件，以及我們觀看視覺圖像的方式。它把狹窄的視覺性研究拓展了，轉向當代文化中“視覺霸權”的文本分析和意識形態分析。這種視覺文化的解釋學貫徹了70年代以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解釋的轉向”精神，側重於揭開視覺現象深層的意義結構和理解結構。

另一種視覺文化研究的理解是，視覺文化研究要關心人的提問方式，我們正是依據這些提問方式，才生存於並重塑我們自己的文化，只有我們自己的文化才能賦予視覺文化以本質。

所以說，視覺文化領域實際上至少是由三個要素構成的：

第一是存在著各種形象，它們是多種常常充滿爭議的歷史所要求的；第二是存在著許多我們看的機制，它們受制於諸如敘述或技術等文化模式；第三是存在著不同身份或欲望的主體性，我們正是以這些主體性的視角，並通過這些主體性來賦予我們所看之物以本質的（注：Shohat, E. & R. Stam," Narrativizing Visual Culture", in N. Mirzoeff, ed., Visual Cultural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18.）。

這種主張專注於形象或對象的接受而非生產問題上，並把它視為視覺文化最有意思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