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解是，宋氏兄弟在這樣一種敘述語態中建構個人的時間性。這種構建個人時間性的理由，不妨借助一下漢娜-阿倫特對瓦爾特-本雅明的觀察：“對過去本身的酷愛誕生於對現世的鄙夷”。按照馬丁-海德格爾的思路，宋氏兄弟或許也同樣在個人時間的建構中，“聆聽未完全消逝於過去卻思考著當前的傳統”（海德格爾《康德關於存在的論題》）。請注意其中“思考著當前”五個字，也就是說，聆聽傳統（歷時）乃是現時聽力，基於當下處境（及某種再生能力）考慮。從語言的色彩效果上看，宋氏兄弟的敘述並非陰翳，也不明媚。“我”，家人，家事，不是置於生活的調色板中，而是置於一個黑白世界。這個世界是中藥、書籍、記憶殘片，是世事的收斂，是無為之心。即便是《病中》寫到天真的妹妹，也沒有給一點暖色調：

只有天黑之前妹妹要下床推窗，

窗含山色，唉，望天的妹妹

那一刻臉色與山色相合，

一層薄雪正當冰清玉潔。

這個黑白世界如此清凈地對應著敘事者的心理環境。如果外部世界是彩色的，種種誘惑是彩色的，宋氏兄弟苦心經營的（語言）黑白視覺，就構成對外部世界的拒斥，對誘惑的抑制。

應對外部世界的種種紛擾展現了“家事”親歷者強大的內心掌控能力。打“無心的字牌”（《候客》）似乎已告示了這種掌控力。敘事者並未置身世俗世界之外，只不過他的世俗世界是一個洗煉的、自我宰制的世界。有必要再次提醒，寫這組詩的1987年，宋渠時年24歲，宋煒23歲，如此年輕！如此年輕又如此的洞明世事，超然於物外！其詩文本構築的偏於冷清的黑白世界，猶如隔起一道透明的時間之墻，凜然不可相侵。我的耳邊再次響起了《侯客》一詩中“刀片”的悠然互擊聲。我想，這一難以窮言的清音，隱喻著某種詩歌技法，一直回蕩在宋氏兄弟的寫作時間里，無爭又不妥協。能否可以這麽說：這對年輕人不在敘述家事，而在敘述/呈示他們對內心的掌控力，他們在敘事中表現的平衡與孤絕——對敘述本身的掌控力，以及詩歌語言特有的皈依感——即精神現實皈依於個體時間的虛構。有關這一點，我還會在討論宋煒的“紀實”系列小長詩中談及些許。

寫這篇拙文時聽重慶的友人說，宋煒一直拒絕報刊約稿，也拒絕出版個人詩集的邀約。（2016年9-10月，安徽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