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玲小說《白蛇》把同一個故事分為幾個版本。官方版本：S省革委會宣教部“內部參閱秘字文件”，敘述者為省歌舞劇院革命領導小組，頌揚文革成就，貶損舞蹈家孫麗坤，把她定為精神病；第二個是民間版本：民間道聽途說的新聞，包括監獄的建築工人和監守人員的說法，描述孫麗坤從高傲的著名舞蹈家，變成一個普通邋遢的婦女；第三部分是不為人知的版本，寫舞蹈家孫麗坤與來訪人徐群珊的邂逅， 愛戀以及被迫疏遠。既是“不為人知”，就是可靠的糾正點。

電影《楚門的故事》（Truman’s Story），主人公（電影框架中的視角人物）在他從小長大的地方過日子，絲毫沒有懷疑他身處一個電視連續劇內。最後他下決心航海到天邊，才沖破布景，看到導演室的操縱。電影《一級恐懼》（Primal Fear），一個自以為是的律師，為某被控謀殺的教堂唱詩童辯護，他一直以為這少年天真愚蠢，直到最後辯護成功後，少年才揭穿是他一直在裝傻利用這律師的虛榮心，律師作為視角再現者完全不可靠；電影《胡佛傳》（Edgar），些美國聯邦調查局名聲極糟的主任胡佛的一生，要到電影結尾時，才點穿上面的內容是他口授的“自傳”，在關鍵情節上是在美化自己。這些都是強力糾正的範例。

第三種的變體，是各種標題。文字往往是文本意義最為顯豁的地方，但是卻不一定能與整個文本意義一致，此種局部不可靠會產生很大的張力。商品或服務的廣告、店名或品牌名。貌似說反話、醜話，不雅話語，雙關語。讀者乍一看以為弄錯了，就會特別註意，廣告招牌就產生了欲擒故縱效果：“天天精彩，要你好看”是電視廣告；“阿裏媽媽”是阿裏巴巴的交易平台；“不打不相識”是打字機廣告；網站招聘廣告“只為網絡經英”；理財產品廣告“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標題與“主文本”嚴重沖突造成反諷，在其他場合也經常可以看見。一幅裝置藝術，意義過於模糊，只能靠標題。如果標題嚴重偏離，例如杜尚的小便池，標題卻是傳統油畫的詩意標題《泉》，就成為反諷。

局部不可靠性延長到一定長度的，常見於廣告。很多廣告講的故事誇張過分：開某個牌子的跑車，就能吸引到美女；穿上某明星代言的跑鞋，打球就像他一樣神勇。實際上觀者沒有把這種誇張當真，他們允許這樣的修辭，讀者從文本最後歸納出來價值觀並沒有沖突。因此，廣告的無稽誇張只是局部不可靠。

更進一步的策略是自賤，如此招牌應當說是有勇氣的：它們冒了被顧客誤讀誤解的危險。“狗不理包子”是傳統招牌中的特例，當代卻到處可見：“狗剩拉面”、“蝸牛網吧”、“罵廚子家常菜”、“真難吃面館”、“無味飯店”、“孫子烤肉”、“是非島”、“人民公社大食堂”。不過有的“自賤“做的語義雙關相當巧妙，如“微軟大餅”、“媽的酸梅湯”；廣州一家粥店名“依舊飯特稀”。有的只能讓人佩服店主大膽，如“強盜之家”、“摸錯門”。以退為進的“自謙”廣告有時候可以起到很好的“記憶效應”。

這是因為商品與店鋪，是意義的強力糾正點，有了這個糾正點，廣告或店名可以大膽地拉開距離，顧客不會搞錯。反諷語言中的”低調陳述“（understatement），不是真正的自我貶低，而是退一步加強效果，用在廣告中，“記憶值”效果就奇佳。邦迪創口貼廣告，形象是克林頓與希拉里執手起舞，閃電裂痕出現在兩人之間，此時出現廣告語“有時，邦迪也愛莫能助”。當然這是不可靠的廣告語，因為這廣告的隱含作者觀點是：“邦迪能愈合一切，除了感情裂痕”。

應當說，局部不可靠是文本不可靠的最重要方式，比全局不可靠常見得多。全局不可靠，基本上出現與現代與當代的虛構作品，尤其是小說這樣個性化的文本，電影和戲劇這樣的“公眾文本”中都比較少；但是部分不可靠，不僅在前現代作品中可以出現，而且可以出現於新聞這樣的“事實性”文體，可以出現於廣告，商標這樣的實用文體。對於局部不可靠，關鍵的問題是可靠的“糾正點”如何設置，可以對照發現不可靠部分，也用以說明隱含作者的價值觀。這個“糾正點”問題，至今未見到學界討論。

 [1] 參見趙毅衡“敘述者的廣義形態：框架-人格二象”《文藝研究》2012年5期，15-23頁

 [2] Jurij Lotman, The Structure of Artistic Text,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0，p 6

 [3] 例如德國六十年代的“斯圖加特學派”領軍人物班斯（Max Bense）早在1962年就編出文集《文本理論》；蘇聯的莫斯科-塔爾圖學派把文本看作符號與文化聯系的最主要方式，洛特曼（Yuri Lotman）1970年發表《藝術文本結構》。

 [4] Alec McHoul, “Text”, in Enclopedia of Semiotics, (ed) Paul Bouissac,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8, p 609

 [5] A J Greimas & Joseph Courtes，Semiotics and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2, p 340

 [6] 羅蘭•巴爾特“圖像修辭學”，《語言學研究》第六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2008年。在《顯義與晦義》（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年，27頁）一書收入的此文中，le texte譯為“文字”。

 [7] Quoted in Tzvetan Todorov, 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al Principle, Minneapolis: Univ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 17

 [8] Boris Uspenskij，“These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 in (eds) Jan van der Eng and Mojnir Grygar, Structure of Texts and Semiotic of Culture, The Hague: Mouton, 1973, p 6

 [9] “Nothing is a sign unless it is interpreted as a sign”, 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 Press，1931-1958, vol 2, p 308

 [10] Jerome Bruner , Actual Mind，Possible Word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0

 [11] 申丹，“何為不可靠敘述？”《外國文學評論》2006年4期，134頁

 [12] James Phelan and Marry Patricia Martin, “The Lessons of Waymouth: Homodiegetic Unreliability, Ethics and the Remains of the Day”, in (eds) David Herman et al, Narratologies, Columbus: University of Ohio Press, 1999, pp. 91-96

 [13] 孟華“真實關聯度、證據間性與意指定律------談證據符號學的三個基本概念”《符號與傳媒》第2輯，41-51頁

 [14] 多勒采爾認為“敘述模態”有三種：義務體系（deontic system），道德體系（axiological system），認識體系(epistemic system)。義務體系涉及目的（命令、期盼、催促等）。義務體系事關語用，不在文本分析之中。貫穿於文本裏之中的，是道德與認識體系。（Lubomir Dolezel, “Narrative Modalities”, Journal of Literary Semantics, Vol. 5(1), Jan, 1976, pp. 6-7）

 [15] 安斯加.紐寧，“重構‘不可靠敘述’概念：認知方法與修辭方法的綜合”，《當代敘事理論指南》James Phelan等編，申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83頁

 [16]《宋史·王安石傳》：“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

 [17] 費倫說：“如果一個同故事敘述者是‘不可靠的’，那麽他關於事件、人、思想、事物或敘事世界裏其他事情的講述就會偏離隱含作者可能提供的講述。”（戴衛· 赫爾曼主編：《新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0頁）。普林斯說：敘述不可靠性出現於“敘述者的準則和行為與隱含作者的準則不一致； 他的價值觀（品味、判斷、道德感）與隱含作者的相異”（Gerald Prince, 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 1988:101）

 [18] Seymour Chatman,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77

 [19] William Lowell Randall & A Elizabeth McKim, Reading Our Lives: The Poetics of Growing Old,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2008, p 95

 [20] 《信息時報》2011年12月01日（愛思想網站 2015-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