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潘曉”在“文革”發生過程中對周圍世界的所見所聞，卻動搖了她關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信念。“我眼睛所看到的事實總是和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銳的矛盾。”——是這樣嗎？“潘曉”並沒有說清楚，既然“頭腦里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對個人的思想道德以及如何行為處事做出要求，而“眼睛所看到的事實”則是其他人的言行舉止並不符合這些要求，“尖銳的矛盾”體現在哪里呢？一種合理的解釋是：由於“潘曉”的父母和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而她對共產黨員懷著很美好的向往；因此，當她在現實生活中遇到與母親的矛盾時，她的美好生活的圖景開始破裂。她說：

生活的打擊向我撲來。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真是當頭挨了一棒，天呵，親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將會怎樣呢？

事實上，無論在“潘曉”的敘事中、還是在80年代初的主流論述中，“文革”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時期民族記憶的創傷，都起到了“大他者”的作用：人們往往有意無意地會選擇將困惑和失落感歸之於“文革”的發生，從而變相地為眼下面臨的矛盾找到一個真實的或想象的起點和根源。問題並不在於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對錯，而是在於：可能人們在經意不經意間把“文革”作為“大他者”的時候，以往在社會主義時期就糾纏著人們思想的問題和困惑，悄悄地借助“文革”這個旋轉門而重新出現了，只是人們如今可以憑借“文革”這一無需多加闡釋的悲劇而忽略以往對這些問題和困惑的思考。這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牽涉到“潘曉來信”的討論與《中國青年》以往數次人生觀和幸福觀討論之間的關系，在此不能夠展開。但是，我們或許可以策略性地暫時采取一個“文革”爆發時的“革命立場”，看看“潘曉”的問題是不是全然源於“文革”本身。需要再次重申的是，這樣做並不是要指出“潘曉”的說法是錯的，更不是要洗白“文革”，而僅僅希望借此將“潘曉”的問題從其敘事中的這個“大他者”中拉出來，帶回到一個可能的合適語境下。

第一，根據“潘曉”的敘述，他們家庭關系不和的根源產生於外祖父去世後處理財產方面引發矛盾。同為共產黨員的父親和母親竟為了分配錢財的問題而鬧矛盾，“吵翻了天”，這確乎有理由讓“潘曉”對共產黨員的楷模形象感到失望；不過，“潘曉”感到“當頭一棒”卻並不是出於這個原因，而是因為她的母親因此不給她寄撫養費。倘若站在激進的革命立場，或許可以認為：革命青年走出資產階級原子式家庭而進入社會大家庭，在革命的理念或理想層面無可厚非。可是“潘曉”卻基於截然相反的理由而對自己的家庭感到了失望：“呵，親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這樣，那麽社會上人與人的關系將會怎樣呢？”賀照田認為，“文革”代表毛澤東革命理想主義的高潮，要求人們“超越中國傳統特別強調的親情、倫理、為人處事之道等，要求人們超越新文化運動以來被突出強調的個人愛情等，全身心投入共產主義事業”。如果出於“革命英雄主義”的激情，“潘曉”或許有理由借此走出家庭，投身到她期待的革命運動中去，或者對她那思想傾向頗成問題的家長進行批評；但她並沒有這樣做。“家庭倫理”而不是“革命倫理”成為“潘曉”生活的全部支撐，她將美好生活的希望首先寄托在家庭關系之上，這種認識與社會主義教育相去甚遠。

第二，經歷了家庭矛盾、又生了一場重病之後，“潘曉”轉而把希望寄托在其他對象上（組織、友誼、愛情），但最終一一感到失望。在文本內部，我們不知道“潘曉”的領導是否因為她提了一條意見而有意在入團問題上給她設置障礙，也不知道“潘曉”的好朋友為什麽要打小報告；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潘曉”“犯了一點過失”，而且和好朋友說了些“知心話”。這些措辭看上去無傷大雅，畢竟“潘曉”必須為好朋友“打小報告”向讀者提供可信的理由，而“一點過失”這樣的表述看起來不會引致人們的深究。然而，由於在社會主義時期，共青團的一貫使命是負責青年在思想和工作各方面的事務，包括安排和規範青年們的業余生活，將這些看似瑣碎和無關痛癢的領域視為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潘曉”看來只是“一點過失”的錯誤或生活作風問題，就並不僅僅是“個人過失”而已。“潘曉”的“內外有別”原則，看上去是把組織和集體擺在了“外部”的位置，而將自己的家人、朋友等等小圈子看成了“內部”——但這樣的認識其實違背了社會主義的道德要求。在對社會大集體有所期待的“潘曉”失望後，她轉向了“愛情”。值得註意的是，“潘曉”賦予“愛情”以相當重要的意義，甚至認為它比自己工作單位的“組織”更加重要。“潘曉”告訴我們，她“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一個幹部子弟身上，但他在“文革”結束後翻了身，從此不再理會她。不過，這場愛情的基礎卻不是什麽羅曼蒂克的“革命加戀愛”，因為“潘曉”對愛情的認識幾乎可以說是“去革命化”的——“用我自己受傷的心去撫摸他的創傷。”事實上，“潘曉”自己對愛情的理解並不是我們在社會主義經典著作中看到的那種革命式理解，她說：“有人說，女性是把全部的追求都投入，只有在愛情里才能獲得生命的支持力。這話不能說沒有道理。盡管我在外面受到打擊，但我有愛情，愛情給了我安慰和幸福。”此番認識與“潘曉”在對生活徹底失望後持有的看法如出一轍：“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應該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個賢惠的妻子、慈愛的母親。”如果放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歷史語境下，這樣的說法可能會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