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0年代的戲劇《年青的一代》中，主人公之一林育生沾染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但通過蕭繼業等人的幫助，最終克服了這一思想而走上革命建設事業的道路。如果說《年青的一代》是一出圍繞著社會主義接班人問題而展開的舞台劇，那麽“潘曉討論”毋寧說就是一出試圖重新界定“年輕一代”的戲劇。雖然在這段話中編輯部還是以一種積極的口吻評價“潘曉來信”的意義，但“背負著民族的希望，腳踏著祖國的大地，高舉起新長征的火把”等等描述，顯然無法應用到“潘曉”這個“憤世厭生”的主人公身上。在下文中我還將會提到，編輯部的面向個人主義話語的姿態不僅體現在“編者的話”中，而且體現在完全由編輯部以“潘曉”名義杜撰的第二封來信中。歷史的吊詭在於，編輯部一方面的意圖——解決青年的思想困惑——並沒有實現，而另一方面的意圖——承認“潘曉”提出問題的合理性——卻在80年代以後越來越被人視為理所當然。或許《中國青年》並非意在為個人主義話語張本，但正是借助“問題討論”這一批上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外衣的修辭，最終從內部瓦解了社會主義新人的經典敘事。

在迄今為止關於“潘曉來信”的研究中，呂永林《重溫那個“個人”》一文敏銳捕捉到了它的虛構性質——他把“潘曉來信”看作“書信體文學”，並由此指出這個文本具有文學史意義。呂文認為：“整個‘潘曉討論’首次較大規模地捅開了新時期文學領域個人主義話語的生存空間。然而在現有種種對新時期文學的敘述中，大都認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學領域並未出現公開、獨立的個人主義話語，即便有些許萌芽或苗頭，也往往是依附在當時的人道主義話語中，雖然當時的人道主義話語在總體上色彩也比較駁雜，不乏同個人主義相交之處，但在文學領域則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義觀念在發揮作用，通常局限於在不違背官方主導型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要求恢覆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眾人所預設的個人主義相去甚遠。”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讚成呂文的以下說法——“潘曉”的問題是“一個當代個人被扣押在集體主義敘事與個人主義敘事、宏大敘事與小敘事之臨界點上的問題，因此其中不僅僅有某個既定敘事形態內部的問題，更有各個敘事形態之間彼此沖突與縫合的問題”。但是，我對呂文的挑剔是：呂文強調“潘曉來信”中體現出來的主人公內心痛苦和焦慮，這種觀察或多或少依然停留在文本的“修辭”層面；也就是說，盡管呂文充分意識到了“潘曉來信”的虛構性質，但卻沒有因此認真對待這個文本在敘事層面夾纏的含混之處有什麽意義，而是和其他許多研究一樣，把“潘曉”講述的故事當作不必追究的“讀者來信”接受下來，而集中討論“修辭”層面的內容——在這個意義上，呂文和既往研究的差別僅僅在於：前者將註意力更多放在“潘曉”的內心痛苦和焦慮之上，而不是文本中具體提出的哪個論題。但是，無論是“潘曉”表現出的內心痛苦和焦慮，還是她提出的具體論題（“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都不應該抽離出它們被鑲嵌其中的敘事。這條原則應該成為我們重讀“潘曉來信”的起點。

三

“潘曉來信”一開場就向讀者表明主人公接受過經典的社會主義教育：“潘曉”的父母、外祖父都是黨員，她自幼就對未來生活有著憧憬和理想，並且說：“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主人公這樣敘述自己最初“人生觀”的形成過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的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後來我偶然看到一本過去出的小冊子《為誰活著，怎樣做人》。我看了又看，完全被迷住了。我開始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人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人活著，就應該有一個崇高信念，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獻出自己的一切。我陶醉在一種獻身的激情中，在日記里大段大段地寫著光芒四射的語言，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著英雄的樣子。

但是，接下來的一大段有關“經歷”的描述，卻與上述美好圖景形成鮮明對照：年輕人不務正業、外祖父去世、家庭不和睦、工作不順利、戀愛失敗……似乎當時社會上可能存在的一系列不幸都接踵而至。那麽，這一系列不幸為什麽會降臨呢？因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而後愈演愈烈。我目睹了這樣的現象：抄家、武鬥、草菅人命；家里人整日不茍言笑，外祖父小心翼翼地準備檢查；比我大一些的年輕人整日汙言穢語，打撲克、抽煙；小姨下鄉時我去送行，人們一個個掩面哭泣，捶胸頓足……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里所描繪的那樣誘人。

按照“潘曉”的敘述，似乎“文革”的爆發使她對周圍世界感到迷惘，感到和以前自己閱讀經典著作時對世界的想象不一致。問題在於，“潘曉”提供給我們的前後兩幅圖景在嚴格意義上並沒有對立起來：根據前一段引文，“潘曉”形成的“最初的、也是最美好的對人生的看法”歸根到底符合社會主義時期對“新人”的規定，即個人應該為集體利益犧牲個人眼前利益，應該“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潘曉”以一種革命浪漫主義的眼光看待“英雄模範”人物，滿懷熱情地憧憬著自己可以“獻身”。但是，至少從“潘曉”本人的敘述中，這種類似“人應該怎樣生活”的教育本身並沒有許諾一個沒有鬥爭也沒有苦難的“美好世界”；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經典著作對“潘曉”的教育是一種關於“應當”的道德人格規定，而不是一種單純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