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歷史不僅是生命，而且還是對生命的敏感性。而歷史學則是努力保持這種對生命的敏感性。喚醒人類的生存意識，喚醒人類的生命敏感性，並不是歷史學研究歷史的一種手段，而是歷史學研究歷史的目的，甚至是最終的目的。歷史並不是活人同死人或生者同死者開的一個無傷大雅的粗俗玩笑。歷史是快要死的人與剛剛死去的人之間在靈魂中展開的一場關於生命意義之問題的嚴肅討論和對話。所以，寫什麽並不重要，寫出什麽也不重要，關鍵在於是否寫著。因為，在這裏，生命的敏感性已不是一種既定的結論和完成的事實，而是一種需要捕捉和把握的感覺和意象。它是一種未定之天。在不確定的廣袤天宇自由自在獨往獨來地流動和漂泊。

生命在其自身的歷程中往往產生兩種可能性的形態，即碎化與僵化。把碎化的生命整合起來，把僵化的生命激活起來，是第三種歷史努力嘗試的事情。思考可以使人恢復活力，可以使人的生命敏感性得以確鑿無疑地證實。生命的敏感性在於，我們不能把生命與死亡當作兩種不同的東西來看待和處理。生命與死亡的關系與其說是一個事實，不如說是一個問題。是問題就必須思考。但思考又常常是無效的。因而，無濟於事的思考就只能使問題依然處於一種割舍不斷、懸而未決的“中立”位置和“零度”狀態。

一方面，我們可以說，生命的敏感性作為最有力的死亡形式，足以使任何生命之柱都顯得岌岌可危、搖搖欲墜。另一方面，我們則又必須說，生命從來就不曾死亡。生命中從來就沒有過死亡。生命可以扭曲，可以窒息，可以有各種各樣奇形怪狀的變形，但就是不可能有死亡。所以，生命不是對死亡的回光返照，而是對生命自身的本質觀照。

本質上，生命的敏感性並不是來源於對死亡的恐懼體驗，而是來源於對生命本身的神聖熱愛。生命的敏感性僅僅是一種生命本身的特性，它與任何非生命的東西無關，它僅僅產生於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由於我們缺乏對生命的敏感性，故而便常常對無數損害生命尊嚴的現象麻木不仁和反應遲鈍。我們不知道該如何保護自己的生命尊嚴和生命權利。最終，生命的敏感性變成了一只生銹的器皿，只有在強烈的敲打下才能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音。人們雖然活著，但人們卻不知道生命為何物，不知道生命有何意義，不知道生命有何樂趣。於是，生命就成為一種與生活無關甚至是截然對立的東西。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幾乎感覺不到生命的真實存在，而只有一種活著的平庸狀態。

顯然，這不符合邏輯。它既不符合生命的邏輯，也不符合生活的邏輯。最終，它不合乎情理。因為真實的生命和真正的生活絕對不應該是這樣的。所以，生命在生活中的不復存在，生命敏感性在生活中的消失，意味著生活肯定出了問題。這個問題的內涵是：生命在生活中的虛無化和墮落化。即生活中不再有真實的健康的生命。生活殺死了生命。生活扼殺了生命。生活抹殺了生命。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生活中重新肯定生命的存在，重新確定生命的尊嚴，重新獲得生命的敏感性。說到底，生命的敏感性就是生命的自我保護意識。它要求生命對自身存在有一種自我保護能力，它要求生命必須善於區別自身與生活狀態的不同，它要求生命不要沈淪於生活的平庸狀態之中。所以，把生命從生活狀態中拯救出來和提升起來，就構成了生命敏感性的基本內涵。

八

生命的敏感性是一種需要人們不斷加以精心保護和擦拭的東西。對生命敏感性的精心維護，表明了歷史學對人性的敬畏和對真理的熱愛。毫無疑問，它應該成為我們理解歷史學本質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歷史學的本質問題常常困繞著我們，使我們對歷史本質的認識大都稀釋成一種虛張聲勢的意識形態遊戲。說實在的，我們很難在喪失生命敏感性的前提下去鄭重其事地談論歷史。除非我們自欺欺人地將歷史與生命截然分開，用成堆的史料和大把的概念去搪塞歷史和糊弄生命。但到頭來，除了借用歷史的木料來為我們自己的生命打造一個狹小的棺材之外，就再也不可能起到任何令人滿意的作用。曾幾何時，我們先是在生命中失去了歷史，繼而又在歷史中失去了生命。於是，我們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者和等待權力賜舍的棄兒。歷史與生命的雙重喪失，使得我們日復一日地陷入於不可救藥的墮落和不可自拔的沈淪。

我們將心甘情願與無可奈何二者不分彼此地一股腦揉合在一起，構造成我們現在那種身不由己而又毫無所思的支離破碎的經驗荒漠。
所以，生命的敏感性在於盡力保護生命本體的絕對完整性、真實性和自由性而不受任何人、任何事物的野蠻傷害。並且，它對這種粗暴傷害充滿著不可抑制的厭惡、憎恨、恐懼與憂慮。在常識沖突無法解決的情況下，它更願意將死亡作為生命的最後避難所。而自殺則是進入這個避難所的通行證。當然，不到萬不得已的最後一步，沒有人會輕易使用這張通行證。因為如果我們自己不願放棄的話，我們總能找到一種有效方式去呵護生命的敏感性。而歷史研究無疑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我相信，生命的敏感性肯定能在歷史著作中得到全面、完整的恢復。歷史著作對死人、死物的論述與探究恰恰為這種恢復的努力尋找到了一個必要鍥機。通過不厭其煩地淋漓盡致地展示死人與死物的存在與細節，歷史著作便得以把生命的敏感性作為一種精神的本質和世界的意義而無條件地肯定下來。不言而喻，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形而上的肯定，因為它可能將我們引向一個更為純粹和崇高的生存境界。思想——特別是富有思辨魅力的思想——在其中扮演了一個極為關鍵的角色。它使歷史著作在熱切關註生命的同時不致於把批判的欲望完全排除出去。如果這樣的話，生命的敏感性就會墮落為死亡的黑洞。它吞噬的不僅僅是生命，而且還有無數的希望和良知。於是，這類歷史著作最為擅長的就是向世人進行愚蠢的道德說教和赤裸裸的政治威脅。不言而喻，這類歷史著作正是我們深惡痛絕嗤之以鼻的第二種歷史。第二種歷史是歷史的不幸，更是歷史的災難。它無視個體生命與私性經驗。它把歷史寫得比歷史本身還讓人感到難以忍受和不可理喻。對於絕大多數人的歷史觀念和歷史意識的形成來說，第二種歷史究竟起到了什麽作用顯然是一個可疑的事實。

我們的目的則是徹底擺脫這些，而致力於對第三種歷史的創造。我們相信第三種歷史是一場真正的深刻革命。它將改變史學史的方向，甚至命運。在某種意義上，史學史的性質和定義都要因此而重新確立。因為，第三種歷史將全面恢復人在歷史上所可能擁有的一切，將全面展示個人在歷史上所可能擁有的一切價值。正因如此，把碎化的個體經驗組合起來，重新建構為一個超越私人眼界的經驗總體，使之具有生命的敏感性，乃是第三種歷史的崇高追求。每一個具體的個人都可以從這種由第三種歷史所重新建構起來的經驗總體中敏銳地感知到自己所熟悉而又陌生的那部分獨特的生活經驗，以期在他的最內在最隱秘最微妙的心靈深處喚起一種高貴的生命體驗和強烈的生命熱情。這是一種唯人所有的生命力和生命的高貴感。在歷史的廣闊而又深邃的領域中，生命的高貴感始終是我們必須精心維護和保存的東西，它本質地涉及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永恒不滅的瞬時存在之根據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