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你是怎麽碰巧接觸中國詩歌的？

米沃什：在華沙，我買了一本詩歌選集《中國笛音》，不是根據中文、而是根據法語翻譯的中國詩歌。它們提供了清晰的意象，特別是強烈的色彩，我可以將它們注入到一個黑暗的、被納粹占領的黑色和紅色的世界。從那時起，這兩種顏色、黑色和紅色的組合，對我來說一直就是不祥的。

采訪者：哪些亞洲詩人最引起你的興趣？

米沃什：那時，我並不十分了解個別的詩人。那是後來的事，通過我對美國詩歌的興趣。如你所知，從古老中國和日本翻譯而來的詩歌，對於現代詩歌的發展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在這方面，龐德是一個先驅：意象派詩人受到亞洲文學強烈的影響。所以，我受到的影響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很大程度上，主要還是由於我創作的一些哲學前提。

采訪者：比如？

米沃什：好吧，我不希望聽起來過於理論化，但是，我反對現代詩歌里完全朝向主觀化的某些傾向。在亞洲詩歌里，有某種主體和客體之間的平衡，這在西方詩歌里很少實現。我所從屬的一個詩學傳統，其中歷史起著重要的作用；我的詩作，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某些重大事件、歷史悲劇的轉換。中歐的傳統是，個體很弱小，完全不同於西方國家，而西方非常強調個人。在我停止處理二十世紀的大悲劇後，我想找到一種平衡。我並不想書寫純粹個人化的感知，這在今天許多詩歌，是非常典型的，它們都是通過一個非常個人的角度來看世界，因此常常難以理解。我意識到，個人的弱點在詩歌里沒有什麽好處，而過度的個人主義也是很危險的。

采訪者：然而，在《不可企及的地球》里，你表達了對惠特曼、一個強大的自我主義者的讚賞，包括對他的許多詩作的翻譯。你如何看待他對自我的表現？

米沃什：惠特曼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個例，因為他創造了一個人格面具。那個人格面具在說話；然而，在惠特曼和他在詩歌中模仿的複雜人格面具之間，存在一定的距離，後者迥異於詩人，他天真地相信，他在特定時刻所感知的一切都能吸引讀者。當然，惠特曼是一個極其複雜的詩人，混合了“好的”和“壞的”，正如我的表親奧斯卡•米沃什曾經說過的，這是一切偉大詩歌的配方。當我們今天閱讀大量的惠特曼詩歌時，我們會跳過許多天真的作品，特別是那些列舉、長長的列表。對我來說，惠特曼是這樣一個詩人，從他那里，你可以“切出”很多優秀的短詩——他是一個極其豐富的詩人。

采訪者：對於惠特曼傳統的現代繼承人艾倫•金斯堡，你也很讚賞。

米沃什：我的詩《致艾倫•金斯堡》是很微妙的。在他的一個詩歌朗誦會後，他走到我面前，說，我猜，你也許不像你所展現的自己那樣一本正經。我對金斯堡的態度是矛盾的。他的《祈禱》，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作品，但是，非常大膽。作品敘說一個母親的精神錯亂，描述其不同的階段……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我一直公開抨擊那種個人化的輕率。我感到震驚，又有點嫉妒金斯堡的大膽，這就是我在詩中想表達的東西。

采訪者：我注意到，在《不可企及的地球》里，你收錄了惠特曼的詩《火花從砂輪上四處飛濺》。惠特曼在那首詩中使用了一個絕妙的詞，“被忽視的”，暗示一種未被注意又超然於一個人的注意的狀態。這也是你在自己的詩歌里所做的。

米沃什：是的。一種反諷。讓我們稱之為浪漫的反諷。一個人常常一方面參與，而一方面又在觀察：當一個人從樓梯上跌下來時，同時會感到這個樣子很是好笑。我感到，當一首詩過於一般和普遍化時，它就滑向某種感傷的自白，我想再說一句——不是什麽形式的設計，更應該尋求的是誠實。這種反諷是整體性的，對於我的寫作來說，甚至很難把它和具體過程分離開來。

采訪者：在《詩的藝術？》里，你說，詩歌的目的在於提醒我們一個人要保持自我是多麽困難。

米沃什：我的詩歌一直被稱為複調，也就是說，我有許多說話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自己是一種樂器、一個中介。我的朋友讓娜•赫什【13】，曾經把我介紹給存在主義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她喜歡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如此像一件樂器”，她的意思就是說，我被多個聲音訪問過。在這一點上，沒有任何天外來客式的意思，只與我內心的東西有關。在這一點上，我是孤獨的嗎？我不這麽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弗里德里希•尼采一道，是第一個認識到現代文明危機的作家：我們每個人都被互相矛盾的聲音、互相矛盾的身體沖動訪問過。關於維持自我的困難，關於這樣一些訪客的到來、讓我們成為它們的樂器，等等，我寫過一些作品。但是，我們有必要期望能夠受到良好精神、而不是邪惡精神的鼓舞。

译注：

【13】让娜•赫什（1910-2000），波兰裔瑞士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