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者：你自視為一個中介，卻是一個可疑的中介。這樣說，你的意思是什麽？你是何物的中介？

米沃什：回想起來，我認為我寫下的一切，都是被口授於我的東西，我只是一個工具。我不知道我是何物的一個中介。我寧願相信我是神的一個工具，但這樣說，是狂妄自大的。所以，不管它是什麽，我寧願稱它為“我的守護神”。我寫了一首新詩，描述這種關係：

我的守護神，請稍事休息，

我即將結帳，而我還有太多話說。

你有節奏的低語嚇著我了。

比如今天，我閱讀，關於我再次看見的

某個老女人——讓我們就稱她“普里西拉”，

雖然我驚訝我還可以給她一個名字

而人們不會在意。就是那個普里西拉，

她的牙齦狀況不佳，一個老巫婆，

就是我再次見到的那個人，為了讚美

為了致敬她永遠的青春。我想引入一條河，

青山，雨後濕潤的彩虹

以及一段談話。“你知道”，我說，

“我永遠不會知道你的頭腦里是什麽

而且永遠猜不到。我有一個

不會被回答的問題。”而你，我的守護神，

正是在此刻，干擾、打斷了我們，

嫌惡我們名字和姓氏和所有的現實，

毫無疑問，你認為它們太乏味太可笑了。

所以，這聲音包含了我通過時間和距離對往昔的提純。它阻止我過於現實、過於平凡地書寫我自己的生活。我轉向了另一個維度。

采訪者：回到你的早年，你是華沙起義和大屠殺的見證者，但是，關於它們，你所寫相對少起來了。

米沃什：不時地，我被要求朗讀我的詩作《鮮花廣場》，它就是關於“苦難”的作品。最近，我拒絕了一個征求許可的請求，不讓轉載我的關於那些事件的詩。我不想被人稱為一個專業的哀悼者。

采訪者：作為一個流亡者，你生活在巴黎。你的詩《經過笛卡爾大街》，把巴黎描述為那樣一個城市，它信奉許多你所說的“漂亮的理念”——那些理想，既天真又殘忍。

米沃什：巴黎，當然不是為一個來自東歐的人準備的地方。在巴黎，我經歷了兩個階段。在1950年，我是波蘭大使館的隨員，參加有保羅•艾呂雅和巴勃羅•聶魯達出席的晚會。隨後，在我與波蘭政權決裂後，我是作為一個難民，生活在那里。當時，法國知識分子完全愛上了共產主義和斯大林。任何像我這樣來自東歐而不滿於它們的人，都被認為是瘋子或美國的代理人。法國人認為，他們所稱的“普遍思想”（ideés générales），對於整個地球，它們都是正當的——我認為，它們都是些漂亮的觀念，但幾乎不現實。在那時，歐洲的政治氣候是陰沈的；數以百萬計的人被投入古拉格；他們的苦難，汙損了歐洲的氣氛、歐洲的空氣。我知道發生了什麽。西方世界還必須等待索爾仁尼琴寫出《古拉格群島》才能了解它。

采訪者：你的觀點給你造成了麻煩嗎？

米沃什：這不是一個秘密。當我回到華沙時，政府拿走了我的護照。他們不希望我回到巴黎，繼續從事我的外交工作。護照最終還給了我，然後，我與它們徹底決裂，成為了流亡者。一個俄羅斯女人，她是一個外交部長的妻子，一個非常熱心的共產主義者，她說，在我看來，一個詩人應該留在自己的國家，但是既然你已經做出相反的決定，就要記住，你有責任反對他。反對誰？斯大林，她說；俄羅斯的劊子手。這樣說是很危險的。但是，我覺得有義務說出來。我當時與阿爾貝•加謬關係很友好，但讓•保羅•薩特和他的那個團體在圍剿他，試圖摧毀他，因為他在《反抗者》和其他文章里提到了蘇聯存在集中營。由於我的觀點，能夠翻譯我的作品的人也拒絕了。他們說，如果他那樣做，他會被排斥。所以，當時我處於一個非常困難的境地。

采訪者：詩歌是哲學適當的領域嗎？

米沃什：這取決於是什麽樣的哲學。

采訪者：什麽樣的哲學，你認為適合於你的詩歌？

米沃什：有一些哲學讓我想起在晚上開車的情況，有一隻兔子在車燈前面跳；兔子不知道如何擺脫光束，它向前跑。我感興趣的是，在此情形下那種對兔子有用的哲學。

采訪者：那兔子的希望不是太大。當你還是一個學生時，你隨身背包里帶有一本關於教會的歷史書，你似乎對摩尼教的異端學說特別感興趣。

米沃什：摩尼教的觀點不只是異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它是一個確立的宗教。從根本上說，它認識到邪惡的巨大力量，消解了古典神學關於“邪惡是善之缺乏”的解釋。在這些時期里，邪惡的力量被廣泛地看成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共同的結果，以及個別人類靈魂的組成部分。當代無神論者的觀點——一個仁慈的上帝不會創造如其所是、這樣的一個世界——這在本質上是非常摩尼教的。雖然它不一定是我的觀點，但我意識到這是一個有效的論點；我很擔心在我的詩歌里“邪惡”的存在。西蒙娜•薇依，她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決定論者，也認識到“邪惡”的力量，這是我對她的思考感興趣的主要原因。她還接著說，在人里，只存在“一粒恩典的芥末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