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以為正是因為我們要開拓小說史研究的視野,這類方法是可以推動的。除此以外像“魂兮歸來”的問題,叩問到了二十世紀末,我們怎樣用“招魂”論述來看待一個世紀的小說,從魯迅到張愛玲,從早年的鬼魅陰柔的敘事,包括鴛鴦蝴蝶派的作品,一直到余華、蘇童筆下陰魂不散的故事,又怎麽樣來刺激我們對於世紀末的“還魂”想象。林林總總的,我先提到這里,作為大家的參考,也許作為未來提問的依據。

好,謝謝大家! (掌聲)

陳平原:下面請許子東先生發言。

許子東:剛才聽陳平原說大學制度對小說史研究的影響,我才明白為什麽我平常在嶺南上課,名為文學史,其實大部分都是在講小說。詩歌散文戲劇都是意思意思,每一次課百分之七十都是小說。

小說史呢,我是從來都沒作成過也不敢作。我一直想作。我跟黃子平在香港申請了一個研究項目,大言不慚的題目叫“二十世紀晚期中文小說研究”,他說他那卷是思潮與現象,我那卷就叫文本與作品。我這文本與作品到現在都沒寫出來。什麽道理呢? 因為我曾經列了十幾章的章名,如王蒙啊、張賢亮啊、張承誌、韓少功、史鐵生、汪曾祺、賈平凹、余華、莫言等等,可是我沒法斷後,我沒法截斷他們,因為我們的那個原來的計劃是寫到一九九七,可是這些人生命力很旺盛,他也不管我們評論家多麽辛苦。(笑聲) 單單一個王安憶就已經把我們搞得很苦,我也不知道王德威怎麽對付得過來。最近賈平凹又弄一個《秦腔》,看得我們頭昏腦漲。我跟黃子平現在就沒辦法。以前我們還很認真地坐下來談談,我們怎麽辦,最近連我們怎麽辦這個問題都不考慮了,這個當代小說史怎麽作? 所以你難怪在新華書店看到這麽多的文學史可以出現,那是集體編寫的。所以,常常可以看到一個人掛牌,算是列車長,後面有很多包廂、統鋪、搬運工,很多甚至沒有名字。我們在香港的研究生,你連叫他借本書都不大好意思,怎麽能

讓他做苦工呢? 當然主要還是自已疏懶,所以我對寫當代小說史到目前為止越來越沒信心了。

我寫過一篇論文《, 當代小說中的“現代史”》討論《紅旗譜》、《紅高粱》還有《大年》、《白鹿原》怎麽改寫中國農村的階級鬥爭史。後來作的一個勉強可以跟小說史有關的就是一個關於“文革小說”的研究。

弄了幾十到一百篇的小說,前後也有二十年的時間跨度。我今天其實不想講這個,因為有書,大家可以看書嘛。陳平原跟我說講講書里沒寫的,想法、動機啊什麽的,那我就交待一下我寫這個書的想法、動機。(笑聲) 你們為什麽笑,我說得不對嗎? (笑聲)最近北大有個碩士生到我們這里來讀博士,最近他在跟我討論他的論文要怎麽做,用什麽方法做。我跟他打了一個比方,比方說文學是一個花園,那你進去怎麽做研究呢? 簡單來說,有這麽幾種方法。

第一種方法,你按照你的需要去摘花。這個需要有幾種,最基本一種的就是憑著興趣,好看,這朵好看,那朵好看,然後我走出花園的時候,我手里有一束很漂亮的花,不管你送給誰啦。這樣的做法在研究層次上類似文學鑒賞者。但是你打開每年人大資料匯編的論文目錄,最多的就是論幾個基本特征,論潮流,論現階段傾向等。文學史論文中有大量題目都是這樣。而這些論呢,論據都是從論點而找來的,看得出他是先有幾個論點了,然後去找幾個論據。我跟我的學生說,這其實是現在最多的做法。

當然可以這樣做,出來一束花很鮮艷,以後這個花園什麽樣,你搞不清楚。當然如果你憑著印象做、憑著興趣做,還好一點,最差的是,你是憑著需要做,憑著功利的需要做。比方說今天霍英東要出殯啦,我就看到滿花園都是黃花;明天要過情人節啦,滿花園都是玫瑰花。大家明白這意思,為了某一種時興的需要或為了引起爭議去采集證據,把文學作為一個采花場,這在行規里講不夠嚴肅。

第二種做法呢,我就跟他舉的,以陳平原為例。(笑聲) 當然我可能歪曲他啦。我說呢,你就在那個花園里面找出一塊地方,然後你就把它挖透,多少草,多少木,每個葉子都貼上標簽,所有的東西,你都把它翻透。翻透了以後,其他地方有什麽花,陳平原的說法是:我還沒看到呢,我不負責任的。(笑聲) 但是,你如果到這個角落來,以後誰來這里,你都得過我這一關。這個功夫很難做,我們都做過。我啦,陳思和啦,王曉明啦,我們開始其實不是挖一塊,我們是拆一棵樹,弄一個郁達夫啊,弄一個巴金啊,弄一個林語堂,把一棵樹上上下下全摸索一遍。(笑聲)

我們呢,弄了一下就累了,熬到碩士學位,大學里混到一職呢,就不做了。馬上我們的很多同行心胸眼界馬上就開闊了,一下子從一棵樹就跳到全世界了。平原兄呢,比較本分,他挖一塊地。剛才講小說史,一塊地有時候還不大對,他有時候還挖一條線,他就沿著他那條線一直走下去,凡在他這條線上的東西,他講得很清楚,旁邊他暫時不看,先這麽做下去。平原,要是誣蔑你了,你接下來要糾正。(笑聲) (陳平原:沒關系,隨便你說。) (笑聲)

第三種方法呢,我就跟我的學生說,有些人是這樣,他跑到這個花園里,你不知道他為什麽,他就在東邊摘一棵花,西邊摘一棵樹,那邊取一塊石頭。你開始不明白他要幹什麽,這些花和石頭表面上是沒什麽關系的。可是,他把它拉起來一講,哇,你發現可以講出一個道道,可以有很大的啟發。這是誰的做法? (笑聲) (王德威: 是我嗎?) (全場大笑) 我沒說,人家笑。我開始很想學這個方法,我覺得這個方法比平原那個方法省力。(笑聲) 他那邊挖得很辛苦。我一九八八年初識王德威教授。在香港大學開會,我當時的論文是講《血色黃昏》,他的論文是講原鄉神話,講莫言,什麽,把幾個不相幹的人拉在一起。這是上個世紀的事情。(笑聲) 真的是上個世紀開的會,記得吧? (王德威:莫言、李永平,是那次嗎?) 對,我那個時候還不知道誰是李永平。(笑聲) (王德威:沈從文、莫言、李永平,還有一個臺灣的作家宋澤萊,對了。) 他就是把幾個我沒想到可以放在一起的人放在一起,講出了原鄉神話這麽一個題目。其實黃子平也是這個樣子。但是這個做法呢,我跟我的學生說,看上去簡單,其實非常不簡單。你要是不對整個花園下面整個地形了解的話,你隨便采幾朵的話,跟第一種方法是沒區別的,你必須下面摸得非常熟,到處都知道,哪里有蟲,你才可以跳出來看到。表面上看起來是隨便采,其實是福柯的方法,他找幾個點引出一條線,這個需要過人的閱讀量。他的閱讀量不要說我,陳平原也佩服。我記得多年前我們在臺北開會我們就私下議論,說王德威哪有那麽多時間看這麽多書。他臺灣的小說看得多,中國大陸沒一個看臺灣小說看得像他那麽多,可是他看大陸的小說也比我們看得多。總而言之,我跟你講,這個不是隨便好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