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敘事2：武漢是英國當年抗擊鼠疫的埃姆村。在我們的敘事里。武漢應當是英國當年為抗擊霍亂，而自我犧牲的“埃姆村”而不是“切爾諾貝利”。“埃姆村”和“切爾諾貝利”在西方現有的話語體系中具有特定的象征含義。將武漢比作“埃姆村”就是要擊破西方將武漢封城，描述為“極權政府剝奪人民的自由”的敘事。武漢封城之所以成功，不是靠極權，而是建立在全體人民自覺、自願的集體犧牲之上的。武漢就是超級的“埃姆村”，選擇封城是自由的人民自願付出的崇高犧牲，是人性的光輝！從全中國源源湧入武漢的逆行者和海量物資，國家不計任何經濟代價的生死救援，不是“極權制度”的強暴，而是全國人民絕不會放棄為他們殊死抵抗的武漢人民的集體意志。中國各省與武漢這種生死與共的關係，應當是今天全球抗疫中各國生死與共的光輝樣板。

3）敘事3：武漢的犧牲是為全人類而犧牲。中國敘事要強調在世界其它地方還以為新冠只是流感的時候，武漢是第一個發現病毒並果斷“開槍”的那一個人。武漢與未知病毒的遭遇戰，是全人類與未知病毒的遭遇戰。武漢的確損失慘重，錯誤連連，但它沒有成為二戰中投降的巴黎，沒有成為崩潰的敦刻爾克。在經歷了短暫的震驚和慌亂之後，武漢在第一時間抄起最簡陋的武器就地構築防線，隨之而來的就是驚天動地的殊死抵抗。是武漢靠自己的犧牲為世界抗住了最毒的那顆“子彈”！在正確的敘事里，武漢的犧牲不是什麽獨裁極權導致的惡果，它代表了全人類在危難關頭崇高的勇敢和高貴的不屈。它如同當年的斯大林格勒，在至暗時刻給人類帶來希望，它是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展開的抗疫事業的偉大標桿。正是由於武漢的犧牲，使中國和東亞迅速走出疫情，進而成為今天支持全球抗疫僅存的根據地。

4）敘事4：武漢保衛戰為其他地區贏得了時間。在中國的敘事里，要特別強調武漢的殊死抵抗暴露了新冠病毒的主要特征——正是因為武漢率先向世界公布、預警這一空前狡猾的“敵人”，從而使其他地方的抗疫成為“開卷考試”。東亞國家在抗疫中的優異表現，不是西方敘事中民主制度對極權制度的結果，它和湖北之外的其他中國省份（含港澳臺）能取得更優異的表現一樣，都是建立在武漢做出巨大犧牲這一事實和基礎之上的。世界各國在共同災情前的不同表現，不取決於民主還是極權，而取決於是否充分利用了武漢贏得的寶貴經驗和時間。武漢不僅不應像西方敘事那樣被問責、被追究；相反，武漢應當被感激、被傳頌！

敘事完成後，剩下就是傳播學工具的選擇：

1）向武漢致敬。這次清明節向新冠疫情中的犧牲者默哀，是一個非常好的肢體語言，它向世界表明武漢為國家做出的犧牲不會被忘記。建議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專門向偉大的武漢封城者致敬，並在“遭遇戰”的語境內中檢討危機中出現的各種不足。

要對犧牲者和一線醫生、基層公務員、施工者、志願者予以實質性表彰（獎章、獎金），要獎勵、補償所有封城期間滯留在武漢的人民（可以通過手機甄別並用發送話費的形式），要免除武漢封城期間的國稅，要優先安排來自湖北的農民工……我們對待武漢的行動，實際上就是告訴世界應當怎樣對待中國——如果我們不能善待武漢人民，就不能指望世界會善待中國；如果我們歧視湖北人民，就不能指望世界不歧視中國。我們要有意識將地將中國各省與武漢的關係，投射到世界各國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向世界示範中國敘事的真實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