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冠病毒在全球開始蔓延，西方對中國應對新冠病毒的解讀，也從最初的制度嘲諷，迅速變異為對中國政府惡意隱瞞的指責。從一開始“美國和意大利等國隨即切斷了與中國之間所有的空中航線，這使人們產生了一種中國人，已淪為不可觸碰的世界賤民的印象”（英國《金融時報》），發展到特朗普公然將新冠病毒稱之為“中國病毒”，西方對新冠病毒危機的主流敘事正在發生突變。西方隨著自身開始深陷危機，其新冠危機敘事開始從對中國制度的進攻，轉變為對自身制度的防禦——通過誘發全球對中國的追責，達到國內的政治卸責。

特別是在新冠疫情對西方國家經濟社會，產生了意想不到巨大沖擊的情況下，為了盡量消解中國和西方抗疫效果對比帶來的制度沖擊，將這場“天災”定位為“人禍”就成為西方敘事的必須選擇。美海軍部長在給羅斯福號航母深陷新冠病毒威脅的艦員們的訓詞中，毫不掩飾地說：“他（指艦長Brett ECrozier）的郵件中最讓我困擾的一件事是，他說我們沒有處於戰爭狀態。嚴格來說，我們並沒有處於戰爭狀態。但是讓我告訴你們，我們現在面臨這個問題的唯一原因是一個叫作中國的大極極權政權，對這個病毒的情況進行隱瞞。為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聲譽，他們把世界置於危險之中”。

為了消除危機對西方核心制度的巨大威脅，西方敘事從一開始就將新冠病毒的全球擴散，解讀為“中國邪惡制度導致人道災難”。沿著這一敘事的主線，武漢就被解讀為“切爾諾貝利”，中國就是“切爾諾貝利事件中的蘇聯”。一旦這一敘事被災害中的各國民眾接受，不僅中國對全球抗疫的物質支援會被解讀為中國對其早期隱瞞行為的“贖罪”，甚至疫情過後還可能像對待世界大戰中的戰敗國那樣，對中國進行孤立、清算甚至索賠。其後果將會使疫後中國的國際利益受到長遠而巨大的損害，中國迄今在全球抗疫中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威望將蕩然無存。山雨欲來，構建-中國自己的敘事已迫在眉睫！

由於缺少像西方那樣成熟的核心敘事，中國面對國際輿論壓力，只能依靠外交部門戰術層面的被動應對。特別是在新冠病毒大爆發後，中國國內的輿論一開始就被引向問責政府這一錯誤方向，地方政府早期試圖對各種信息的控制（也是西方國家現在做的）、李文亮的犧牲以及自媒體（方方日記）廣泛傳播武漢人民遭遇的苦難（很多都是事實），都在西方的敘事邏輯下被解讀為“集權（Totalitarianism）政府對民眾知情權的打壓”。各種真假信息（比如各種陰謀論），有意無意地淪為西方敘事的註腳（比如西方國家以罕見的速度出版方方日記）。

任何事實都是敘事的素材。在不同的敘事里，同樣的素材會被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讀。建立被廣泛接受的敘事，遠比依靠網管四處堵漏式辟謠，更能夠剪裁層出不窮的事實。只有敘事才能對抗敘事。構建中國的新冠敘事已經刻不容緩。在我看來，中國版的敘事至少應包括以下幾個關鍵點：

1）敘事1：新冠病毒爆發是人類和一種未知病毒的遭遇戰。新冠危機就是一場戰爭——是一場全人類抗擊共同敵人的戰爭。將“病毒”而不是“他國”定義為戰爭的對手，應當是中國敘事和西方敘事的分水嶺。西方敘事中最核心的論述，也是其最低劣的一環，就是將新冠危機解讀為“國家責任”，一旦我們開始在“誰應負責”這一話題上與西方國家“互毆”，我們也就掉入西方敘事的陷阱——病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如果接受“人類面對的是共同的敵人——病毒”這一敘事，武漢就不再是西方敘事里的病毒之源，而是在驚濤駭浪中第一個發現船艙漏水的“水手”，它不僅不應該受到指責，反而是人類命運之舟上的“英雄”！

在新的敘事里，武漢面對的是一場和未知敵人的“遭遇戰”，只有這樣才能為地方政府一開始的隱瞞和延誤提供合理解釋，才能坦然承認和糾正已經發生的錯誤，才能消弭西方敘事中對中國“極權政府有意隱瞞事實”的虛假陳述。在正確的敘事里，武漢是全世界唯一一個面對“閉卷”考試的城市，他在初期犯下的錯，是任何面對“盲試”的城市都難以避免的。在這樣的敘事下，對武漢政府初期的決策失誤和武漢人民承受的巨大痛苦根本無須掩飾，李文亮悲情、方方的日記都可以放到這一特定敘事里成為武漢“偉大的圍城史詩”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