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論述的兩種變體及其敗筆

而接下來，Rancière則提到了建立在藝術美學政體的這構成性的衝突之上的現代性論述的兩種變體及其敗筆。這兩種變體一種是對當代藝術自治與對其專屬的特定形式的可能性進行探索的現代性，某種作為「藝術危機」的指涉物，某種常與政治革命有著遙遠的類比關係的現代性，某種「有節制的現代性」，Rancière說。另一種則是「現代性主義」，這將藝術美學政體的政治革命計畫與某種人性的感性實現方案（從席勒的「審美狀態」到德國浪漫主義的「美學計畫」）進行扣連的現代性理念，這使得支配和奴役原初乃是某種思想活動和感性被動性對抗的不對稱關係的這個事實得以被揭示，這使得思考和感性得以流變為某種單一現實，這使得「平等」得以被思考，使得某個中立的平等空間得以被開啟，使得某種感性世界的棲居模式得以被思考的革命性理念。Rancière指出，正是這樣的一種連結促成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與新生命的種種創造間的連結，某種作為政治革命典範的美學典範的出現。但這場革命往後的垮台，也在兩個時間點上決定了現代性論述的災難性命運，其一乃是藝術現代主義對政治革命失敗的批評：超現實主義和法蘭克福學派對於現代性工業的批評。其二則是以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對康德式「崇高」理念的再詮釋為出發點的後現代論述：在其中，政治革命的失敗乃如同其本體論—美學模式的潰敗，如同海德格所謂的「基礎性遺忘」（un oubli fondamental）的災難性命運一般，不斷地以一種「不可能」或「無法想像」（unimaginable）的方式被重新詮釋/哀悼著。Rancière寫道：「現代性因而成為了如同建築在某種基礎性遺忘之上的某個致命命運般的東西：技術的海德格式本質，人類傳統和國王腦袋的革命性鴻溝，且最終是人類這受造物的原罪，遺忘了他所虧欠給他者的債務以及他對於感性異質力量的從屬。」15

後現代主義的哀悼災難

而對Rancière來說，後現代主義也沒好到哪裡去。Rancière指出，並不存在著某種作為現代主義歷史終結或斷裂的「後現代主義」。以李歐塔對康德的「崇高」分析的再詮釋為理論基底，後現代主義一方面以藝術間的混種雜交，以圖像（icon）和形象化（figuration）的回歸，以三度空間創作，以普普和數位藝術的普及摧毀了現代主義對純藝術的追求，另一方面則成為了某種原始場景的迴歸，某種哀悼的思想，如同理念和感性呈現間的原初間距，如同兩個絕對的理念，如同「負呈現」（negative presentation），如同兩個「句子」（phrase）間的「歧異」（le différend）16，如同「在見證的衝突中論據公正交換的不可能性」17一般，成了某種不斷地去彌補現代性於集中營中所犯下的那無法再現也無法彌補的災難性後果的嘗試。


13 Ibid., p. 37.
14 對Rancière來說，「現代性主義」所標示的乃是「藝術的美學政體的種種形式與專屬於現代性的某個命運或某個任務得以實現的種種形式間的同一」。請參閱Jacques Rancière,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Paris: La Fabrique-éditions, 2000), p. 39.
15 Ibid., p. 41.
16 Jean-François Lyotard, 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2, 239; Le Différend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 9-55.
17 Georges Didi-Huberman, Images malgré tout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3), p.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