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書該數《胡適文存》。胡先生生在我們同一時代，長我十一歲，我們很容易忽略其偉大，其實他是我們這一代人在思想學術道德人品上最為傑出的一個。我讀他的文存的時候，我尚在清華沒有卒業。他影響我的地方有三：

一是他的明白清楚的白話文。明白清楚並不是散文藝術的極致，卻是一切散文必須具備的起碼條件。他的文學改良芻議，現在看起來似嫌過簡，在當時是震聾發膭的巨著。他的白話文學史的看法，他對於文學（尤其是詩）的藝術的觀念，現在看來都有問題。例如他直到晚年還堅持的說律詩是“下流”的東西，駢四儷六當然更不在他眼里。這是他的偏頗的見解。可是在五四前後，文章寫得像他那樣明白曉暢不枝不蔓的能有幾人？我早年寫作，都是以他的文字作為模仿的榜樣。不過我的文字比較雜亂，不及他的純正。

二是他的思想方法。胡先生起初倡導杜威的實驗主義，後來他就不彈此調。胡先生有一句話，“不要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像是給人的當頭棒喝。我從此不敢輕信人言。別人說的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我心目中不存有偶像。胡先生曾為文批評時政，也曾為文對什麽主義質疑，他的幾位老朋友勸他不要發表，甚至要把已經發排的稿件擅自抽回，胡先生說：“上帝尚且可以批評，什麽人什麽事不可批評？”他的這種批評態度是可佩服的。從大體上看，胡先生從不侈言革命，他還是一個“儒雅為業”的人，不過他對於往昔之不合理的禮教是不惜加以批評的。曾有人家里辦喪事，求胡先生“點主”，胡先生斷然拒絕，並且請他閱看《胡適文存》里有關“點主”的一篇文章，其人讀了之後翕然誠服。胡先生對於任何一件事都要尋根問底，不肯盲從。他常說他有考據癖，其實也就是獨立思考的習慣。

三是他的認真嚴肅的態度。胡先生說他一生沒寫過一篇不用心寫的文章，看他的文存就可以知道確是如此，無論多小的題目，甚至一封短劄，他也是像獅子搏兔似的全力以赴。他在廬山偶然看到一個和尚的塔，他作了八千多字的考證。他對於水經注所下的功夫是驚人的。曾有人勸他移考證水經注的功夫去做更有意義的事，他說不，他說他這樣做是為了要把研究學問的方法傳給後人。我對於水經注沒有興趣，胡先生的著作我沒有不曾讀過的，唯水經注是例外。可是他治學為文之認真的態度，是我認為應該取法的。有一次他對幾個朋友說，寫信一定要註明年、月、日，以便查考。我們明知我們的函件將來沒有人會來研究考證，何必多此一舉？他說不，要養成這個習慣。我接受他的看法，年、月、日都隨時註明。有人寫信謹注月日而無年分，我看了便覺得缺憾。我譯莎士比亞，大家知道，是由於胡先生的倡導。當初約定一年譯兩本，二十年完成，可是我拖了三十年。胡先生一直關注這件工作，有一次他由臺灣飛到美國，他隨身攜帶在飛機上閱讀的書包括《亨利四世下篇》的譯本。他對我說他要看看中譯的莎士比亞能否令人看得下去。我告訴他，能否看得下去我不知道，不過我是認真翻譯的，沒有隨意刪略，沒敢潦草。他說俟全集譯完之日為我舉行慶祝，可惜那時他已經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