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曉原  ■ 劉　兵

□　現在確實有不少學者對以前那些手工藝技術和作品感興趣，甚至專門為此組織了研究機構。不過這種收集和整理工作，恐怕有兩種不同的動機。一種是近似於“好古成癖”，對這些如今已成“活化石”的舊時遺物把玩、欣賞，這種動機的背後，也許沒有更深的情懷。另一種則是出於對現代化及全球化的反感，從而對“前現代化時代”表現出深深的眷戀。比如田松對納西族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就明顯表現出這種眷戀。 

這兩種動機，都可以導致本書中霍梅爾所作的辛勤工作。不過，霍梅爾畢竟是在20世紀20年代進行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的，那時現代化和全球化還遠沒有今天這樣表現得咄咄逼人，所以他沒有表現出田松那樣的情懷，當然是不難理解的。或許我們可以猜測的是，如果霍梅爾生在今日，他在從事這一工作時會不會表現出某種類似田松的情懷呢？

■　你說的這兩個方面，也許並非彼此矛盾。比如你所說的那種“好古成癖”，熱衷於對舊時遺物把玩的人，在一種更寬泛的意義上，似乎也還有著某種與“博物”情懷相近的感覺。你我都很熟悉但已經過世的物理學史家戈革先生，對那些古舊小玩藝兒的喜愛，恐怕就屬此類。盡管這類關注的對象多為人工之物，而傳統意義上的博物學是以自然而非人工之物作為對象的。 

與此同時，即使是那種出於“對現代化及全球化的反感”，從而對“前現代化時代”倍加關注的人，在一種學理的意義上，其關注仍然需要有一種基礎和依托，而那些更早些或在當下，哪怕並非出於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反感而積累起來的對過於舊時器物的關注，也構成了一種重要的學術準備。因為在現代化來臨之後的今天，那些器物已經再難尋覓了。這也正像那些哪怕出於純粹考據癖而做的考據研究，也可以成為後來更有意義的歷史研究的前期材料的準備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