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對於任何一個民族國家來說，價值都不是僵死凝固的，以前沒有的價值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和由於不同的機遇而誕生出來。另一方面，任何價值都不是憑空創造的，指向未來的價值往往可以在對過去的回顧中找到。只要是好的價值，只要能提升群體存在的意義，價值起先來自什麽地方並不重要。精明的公民在意和看重的應當是價值本身，而不是它們是否具有所謂的本土性。如果像自由、平等、尊嚴和公正這樣的的價值不適合某國國情的話，那麽要改變的是國情，而不是這些價值。

第三篇的內容涉及的主要是人民與國家和政府的關係。國家不應該是特殊利益集團為自己經營的公司，政府也不應該是施惠與人民百姓的老板。雖然民主未必是盡善盡美的政體，但卻是最能讓人民自由、理性地處理自己與國家和政府關係的制度。當然會有人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因此，正如政治家伯恩斯（James M. Burns）所說，“與任何其他政體相比，民主政體更需要某種信念——以及某種懷疑主義。”

民主要求人們保持對共同事業的信念和樂觀態度，相信人民如果了解和關心世事，便可以依賴他們，由他們自己管理自己；相信當事情發生差錯時，可以依靠人民予以糾正。民主並不要求人民太信任他們的領導人，相反，抱有合理的懷疑會更好一些。民主政體需要人民不要過於信任任何集團或給予它過多的權力。民主要求人們奉行多數人說了算的原則，但同時也要充分懷疑多數人是否就一定正確，因此需要容忍少數人並保護他們的權利。可以說，“民主信念是以相信人民和人民的懷疑態度……的混合為基礎的。”

第四篇要提出的問題是，公民們可以如何從歷史吸取經驗與教訓，吸取什麽樣的經驗與教訓。古代的人類就已經知道歷史的重要，例如，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教育中最基本的兩項科目是“修辭”和“歷史”，對君主和對紳士都適用。

重視修辭和歷史是因為修辭能幫助學生獲得政治和外交的話語能力，而歷史則能教導年青人如何從先人那里學會謹慎行事。修辭是說理的科學，歷史是行動的科學。不僅如此，歷史還被看作為一種哲學，一種以事例和警示來教誨世人的哲學，而哲學探究的是關於人自己的真實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