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讀到一篇文章，題目是《奔向重慶的學者們》，說的是一些知名學者為“重慶模式”搖旗吶喊，出謀劃策。作者用的是“學者們”，而不是“知識分子”的說法，大概是要把“學者”區別為一種不同於“知識分子”的知識人格。其實，學者們就是知識分子，當然，那些“奔向者”們有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強的意願，更渴望與權力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從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家馬基雅維里那里得到啟發，曾提出著名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說法。葛蘭西認為，革命政黨這個“現代君主”是一種歷史的力量，使得工人階級可以有它自己的知識分子，他們有機地“嵌入”工人階級的事業，並成為它的“代言”者。就力圖“嵌入”權力，並為之“代言”而言，那些“奔向重慶的學者們”完全稱得上是“有機知識分子”。

最早的有機知識分子出現於文藝復興時期，而啟發過葛蘭西的馬基雅維里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當時的有機知識分子都具有“人文主義者”的身份，這是一個與今天的“學者”有些相似的身份。他們是有“學問”的人，並且巴望能將學問奉獻給當權者，得到賞識和犒賞。馬基雅維里向“新君主”奉獻的是他的《君主論》（1513）。幾百年來，《君主論》一直被歷代統治者奉為枕邊秘籍，是因為馬基雅維里在書里向他們傳授了寶貴的統治權術。他明確主張“目的總是證明手段正確”，只要目的能實現，任何手段都是正當的，保證事業成功才是君主的頭等大事。馬基雅維里為君主謀劃：如果君主具有人們通常所說的那些美德，諸如誠實、慷慨、守信、仁慈等，當然是值得讚揚的，但是，“一個好的君主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須知道怎樣做不良好的事情，並且必須知道視情況需要使用這一手或不使用這一手。也不必要因為對這些惡行的責備而感到不安”，因為“一些事情看來是惡行，但是照辦了卻會給他帶來安全和福祉”。

伊拉斯謨奉獻給君主統治的是他的《基督教王子的教育》（1516）。他勸告君主的是行仁政，而不是用權術。他說，君主最主要的德行應是仁慈、是愛民，而“君主之導師應當保證，讓對‘專制’與‘暴政’這樣的詞語的憎恨深入王儲之心”，辦法就是時常為他講述關於暴君的歷史教訓，“不斷地譴責整個人類所唾棄的名姓：法拉利斯、馬森提烏斯，敘拉古的狄奧尼修斯，尼祿、卡利古拉，還有圖密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