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他的主要目標還是在政治方面。他很快被選進了馬尼托巴議會。要不是省內政壇元老約翰·諾奎還在世的話，人們準會選他當省長的。盡管如此，沒過多久，就連約翰·諾奎也成了愛·菲的座上食客，從而也就成了愛·菲的掌中玩物。我至今還記得在我還是小學生時他們南下多倫多時的情景：一群擁戴他的“西部人”，個個都穿著厚重的水牛皮衣，蓄的鬍子像古代亞述人似的。愛·菲領著他們在國王大街遊行，那派頭儼然一個探險家帶回一群野人。

自然愛·菲在政治上仍舊是保守的，不過他把調子唱得更高了。連那些他供奉著畫像的老祖先他都還嫌不夠，於是他又胡謅出了一個什麽葡萄牙公爵（我們家一度有人在葡萄牙做過事），而且，他還通過某種繼承權把爵位轉授給了我的哥哥吉姆——他此時已到溫尼伯，在愛·菲的辦公室幹活。在他的大豪宅里，在看完祖先的畫像之後，他會對來客們說——用手掩著嘴悄悄地說：“想來真是奇怪，那兩個人一死，孩子就是葡萄牙公爵了。”但吉姆從來不知道該殺的到底是哪兩個葡萄牙人。

為了表明自己的尊貴，愛·菲還有一個提高自己的聲望的高招，那就是時刻擺出一副隨時會奉召奔赴重任的架勢。假如有人問他：“您整個冬天都會呆在溫尼伯嗎，李柯克先生？”他的回答是這樣的：“那主要要看西部非洲的局勢如何。”就這樣，西部非洲之說足以叫他們折服。

後來，馬尼托巴的繁榮受挫。像我父親那樣的老實人一天之間就完蛋了。但愛·菲沒事兒。馬尼托巴的衰落反倒使他更出眾了，就像大浪打來時把遊泳好手托到高處一樣。他一如既往地過著紅火日子。我相信實際上他已徹底破產。但那對他沒什麽區別。沒有現金，他可以賒賬。他仍然擁有他那想像中的銀行和那通往北冰洋的鐵路。他的大豪宅里仍舊賓客盈門，商人們照舊為他付賬。要是有人前去討賬，他會得到這樣的答復：愛·菲的行動還沒有決定下來，那主要視約翰內斯堡的局勢而定。這樣賬又會拖上半年。

正是在這段時間我經常在東部見到他——他定期“東巡”，為的是給他的債主們造成他正在采取行動的假象。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順利，他住旅館可以賒賬，買東西不用馬上付錢，沒錢還可以借到錢。銀行家，尤其是鄉鎮的銀行家，是他天然的坑害對象。他們一見愛·菲進門就會發抖。就像小野鴿見了老鷹一樣。愛·菲的手段很簡單，就像向鄉巴佬玩碗底變豌豆遊戲一樣。一進那個銀行家的小辦公室，他就會說：“喲，你愛釣魚，墻上掛的那根一定是綠心木釣桿吧？”（愛·菲對什麽都能叫上名字來）。銀行家一聽就受寵若驚，立即喜盈盈地從墻上取下那根釣桿，還從抽屜內的盒子里拿出作釣餌的假蠅來給他玩賞。愛·菲離開的時候口袋里已多揣了一百元現鈔。他沒交任何抵押品，可一切借款手續已辦得一清二楚。

他處理借貸、住宿費、車馬費和購物款的方式也與此相似。他這一手使所有老板都不知不覺上了當。他買起東西來十分大方，從不過問價格。在買的過程中他從不提付款的事兒，一直到快要離店時候，他才好像剛想起來似的說：“順便提一下，請盡快把賬單給我開來，我可能要出遠門。”他好像無意讓老板知道似的，對我來上一句“旁白”：“亨利·洛奇爵士又從西非來電報了。”店老板以前從沒見過他，以後也再見不著他了。

對付旅館的做法有所不同。鄉村旅館當然是容易對付的，事實上容易極了。愛·菲有時候寧願付現款結賬，就像一個射擊運動員不屑於射殺一只呆著不動的鷓鴣一樣。但與大旅館打交道就另當別論了。在即將離開的時候——就是說，當大衣、行李包之類準備停當，就只等出發的時候，愛·菲會到服務臺要求結賬。一看賬單，他會突然熱情洋溢地贊嘆價格合理。“想想看，”他會用他那種“旁白”對我說，“和巴黎的格里隆大酒店的價格相比，這真是太便宜了！”這家旅館的老板沒法做這種比較，只會感到自己的旅館檔次太低了。然後他又會來一句“旁白”：“別忘了提醒我告訴約翰爵士，我們在這里受到的款待太好了，他下一個星期就要來這兒。”所謂“約翰爵士”，就是我們的省長，旅館老板根本不知道他會大駕光臨——他也不會來……接下來愛·菲會使出最後的絕招——“噢，讓我看看……七十六塊……七十六……你給我”——愛·菲的眼睛直盯著旅館老板——“給我二十四塊，以便我好記著給你匯整整一百塊過來。”那老板的手打著抖，但還是把二十四元錢給了愛·菲。

這絲毫不意味著愛·菲是一個騙子，絲毫不意味著他不誠實，他那些賬單不過是“緩期支付”而已，就像英國欠美國的債一樣。他這一輩子從沒幹過也沒想過要存心坑人。他的種種計謀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的——都是坦坦蕩蕩的。

無論在什麽場合與人交談，愛·菲都能投合不同談話對象的口味。有一次我把他介紹給大學的一幫朋友，這些小夥子快要拿到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一切的學位了。在隨便聊天的過程中，愛·菲轉過頭來對我說：“噢，順便告訴你一聲，你聽了一定會高興的，我剛獲得了梵蒂岡的榮譽學位——終於得到了！”“終於”兩個字撼人心魄——那可是教皇授予的學位，而且是盼望已久的啊！

當然，這樣的日子好景不長。漸漸地，他的信譽垮了，他不那麽吃得開了。債主們變得強硬起來，朋友們也把臉扭了過去。漸漸地愛·菲潦倒了。他妻子去世後，他成了鰥夫，時常衣冠不整、步履艱難地蹈蹈獨行在街上。幸虧他還有那麽點不屈不撓的自信和達觀信念，不然他可真是悲慘到家了。但即使是這樣，日子對他來說也越來越難了。到最後，甚至連在酒吧里賒幾個小錢也不行了。我的哥哥吉姆——那個“葡萄牙公爵”——告訴我說，有一次愛·菲竟被溫尼伯一個終於醒悟過來的憤怒的酒吧老板攆出了酒吧。當時愛·菲帶著幾個朋友上那兒去，他張開五指高聲說道：“李柯克先生做東，五位！”……酒吧掌櫃當即朝他們破口大罵。愛·菲挽起一位朋友的手臂，說：“走吧，我擔心那可憐的傢伙是瘋了！但我討厭去告他。”

不久，他連雲遊四方的廣大神通也喪失了。各鐵路公司終於發現根本就沒有什麽北冰洋鐵路，另外印刷商無論如何都不願再替他印免費車票之類了。

他再一次勉為其難地做了一次“東巡”。那是一八九一年六月。我碰到他時他正走在多倫多的國王大街上——衣服有點破爛，但戴著一頂高頂絲禮帽，帽上還纏著一大條黑紗。“可憐的約翰爵士，”他說，“我覺得他的葬禮我是非要來參加不可的。”這時我才想起我們的省長去世了，而且我意識到這一誠摯的悼死之情又為他撈了一趟免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