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輩子所認識的最了不起的人是我叔叔愛德華·菲利普·李柯克——五六十年代以前溫尼伯的很多很多人都認識他，他們管他叫愛·菲。他的性格是那麽與眾不同，只需平輔直敘他的一些事跡使足以說明問題，它本身已經夠誇張的了，你再也不可能對它添油加醋。

在我還是一個六歲小男孩的時候，我父親就帶著我們全家到安大略的一個農場定居了。我們當年住的地方非常偏僻，在無線電盛行的今天，世界上無論哪兒恐怕都找不到那麽一個地方了。我們住的地方高鐵路三十五英里，沒有報紙可看，沒有客人往來，也沒有地方可去。漫長的冬夜一來臨，便讓人覺得仿佛墜入了永恒的孤寂與黑暗之中。

兩年以後，我那位精力旺盛的愛德華叔叔——我父親的弟弟闖進了我們與世隔絕的農場。他剛從地中海一帶回來，在那兒周遊列國已有一年時間。他想必已有二十八歲，但看起來遠比一般成年人成熟，面膚呈古銅色，一臉的自信，還留著方形的鬍鬚，儼然金雀花王朝的國王。他只要一開口，不是談阿爾及爾，就是談非洲奴隸市場，要不就是講黃金角和金字塔。在我們聽起來，簡直就像在講《天方夜譚》。我們問他：“愛德華叔叔，您認識威爾士王子嗎？”他回答說：“和他非常要好。”然後再也不往下說了。他這一鬼把戲讓人覺得他非同小可。

一八七八年那一年，加拿大舉行普選，愛·菲馬上全副身心投入了其中。他一天之間熟讀了上加拿大的歷史和政治，一週之內熟悉了鄉間的每一個人。他在每一次集會上都發表演說，不過他拉選票的絕招是私下里遊說和在酒吧請客。這為他施展吹牛拍馬的卓越天才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噢，讓我想一想，”——他會手拿酒杯，煞有介事地對他身邊的某個衣衫襤褸的鄉巴佬說，“對了，如果您是姓弗雷姆利，您一定是我親愛的老朋友騎炮兵司令查爾斯，弗雷姆利爵士的親戚吧？”“也許吧，”那個被奉承的人會回答說，“我想這完全可能，不過我對老家的那些親戚已記不大清楚了。”“太好了！我一定告訴查爾斯爵士說我見到您了，他會非常高興的。”……就這樣，不出兩個星期，愛·菲已使喬治亞鎮區一半的人具備了高貴血統和顯赫門第。這些人重新又回到了早已失去的王公貴族的生活氛圍里。投票嗎？像他們這種出身的人，除了保守黨還能投誰的票呢？

不用說，在政治方面愛·菲歷來是站在保守黨——也就是貴族一邊的，但與此同時他又能和最卑賤的人打成一片。這是一種本能。一個民主黨人沒法屈尊降貴，因為他地位已夠低的了。而一旦一個保守黨人紆尊降貴，他便能征服人心。

競選當然是輕而易舉取得了勝利。愛·菲本可以留下來享受勝利果實。但是他另有所謀。當年的安大略對他天地太小了。再說那段日子正值安大略農業很不景氣的時候，抵押債券有如漫天飛雪，農民們迫於生計只好變賣自己的家當，有的逃去了“合眾國”，還有的則無聲無息地進入了地下世界。

但與此同時，人們在大談特談馬尼托巴的大開發。愛·菲覺得他和我父親只有去西部才有前途。於是，我們賣掉了我們家的農場，而且還按古老的習俗宴請了買主。那些瘦弱可憐的耕牛以及破舊的農機賣到的錢還不夠買威士忌的酒資。但愛·菲對此付之一笑，他引用某個人的話說：帝國的福星在西部閃耀。於是，他們就去了西部，留下我們幾個孩子在安大略繼續上學。

他們到達溫尼伯時，它剛好處在興旺時期，愛·菲立即成了如魚得水的時代弄潮兒。一座“興旺”的城市——就像八十年代的溫尼伯、六十年代的卡森城……它那忙忙碌碌、風雲變幻的景象有某種神奇的魔力。生活聚焦在一個點上：只有此時此地，只有現在，沒有過去和外界——只有錘子的了當聲和鋸子的吱嘎聲，只有一輪接一輪的痛飲和大把大把的鈔票。在這種氛圍下，好像每一個人都是了不起的非凡人物，都是出類拔萃的曠世人傑，每個人的個性各不相同，人們的性格之花都像盛開的玫瑰。

愛·菲如魚得水。他很快便做到了無事不知，無人不曉，普提奇街上上下下各色人等都從他那兒獲得了高貴血統和顯赫門第。不出六個月，他的賬面上已有了大筆財富。然後，他去東部遊玩了一圈，從多倫多帶回一個迷人的妻子。他還在河邊修了一幢豪宅，里面掛滿了他聲稱是他的祖先們的畫像。他在這里廣交天下豪傑，宴飲之聲長年不斷。

他大顯其才的範圍很廣。他是一家銀行（它從未開張過）的行長，是一家釀酒廠（釀出的是紅河水）的廠長，而最重要的是，他還是溫尼伯一哈德遜灣——北冰洋大鐵路的財務總管——這條鐵路呀，其實不過是允許他們修一條通往北冰洋的鐵路的一紙批文而已。他們連一條鐵軌都沒有，可他們已印出公文信箋和免費車票，於是作為交換愛·菲弄到了整個北美大陸的免費火車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