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分鐘后，薩莉自己到了。

“佛里茲親愛的，我是不是遲到得太久了？”

“我想，只有半小時吧，”佛里茲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占有物到了，他領主般喜形於色。“包里斯小姐，我來介紹一下艾什伍德先生好嗎？大家都叫他克里斯。”

“不對，”我說，“這輩子只有佛里茲叫我克里斯。”

薩莉朗聲大笑。她身穿黑絲綢衣裙，肩上搭一條小披肩，頭上斜戴一頂似聽差似的小帽。

“心愛的，用一下你的電話好嗎？”

“可以，去打吧。”佛里茲截住我的視線。

“克里斯，咱們到隔壁房間去吧。我給你看樣東西、”他顯然想聽聽我對他的新相識薩莉的第一印象。

“看在上天的份上，別留下我跟這個人呆在一起！”薩莉嚷道。“不然他會在電話上引誘我的。他這個人激情太大了。”

在她撥號時，我發現她的指甲塗成了寶石綠色，這是個不幸的選擇，因為這種顏色反而會讓人注意看她的手，這雙手煙漬斑斑，臟得像小姑娘的手。她的膚色很深，深得像佛里茲的妹妹；臉丈長又瘦，塗了厚厚一層粉，白得像死人的臉；眼睛是棕色的，很大，要是顏色再深點兒就好了，可以與她的頭發和眉毛的顏色相配。

“威———，”她輕聲細語地說，亮閃閃的櫻桃嘴唇撅起來，好似要親吻話筒：“IstDassDu，meinLiebling？”（是你嗎，親愛的？）她張開嘴巴甜蜜地一笑，樣子蠢極了。佛里茲和我坐在那兒遠遠地看著她，像在劇院里看演出。

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告別柏林》（一九三九）

人物是小說最重要的—個因素，當然這句話並非不無爭議。其它敘事體裁，例如史詩、以及其它媒介，如電影等，也可以照樣講述故事。但在刻畫人物本性時，其手段的豐富多彩和在心理挖掘的深度方面，歐洲小說的偉大傳統是無與倫比的。不過，人物問題大概是小說藝術最棘手的一個方面，尤其是使用專門術語討論時。部分原因是因為人物的類型太多，表現人物的方式方法也多種多樣：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單調人物、多面人物；有的人物是從內心刻畫的，如弗吉尼亞·伍爾關的《達洛威夫人》；有的人物則是從外表、由旁人觀察來描寫的，如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的薩莉·包里斯。

《告別柏林》的故事情節是虛構的，本來是一本輕松讀物，但后來先是改編成舞臺劇和電影《我是一架攝影機》，然后又改編成舞臺和電影音樂片《卡巴萊》，都相當成功。這樣，薩莉·包里斯在當代人們的心目中活躍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乍—看，我們很難理解像她這樣的人物竟會獲得這種神話般的地位。她並不特別漂亮，也不特別聰明，作為藝人更無特別天賦；她愛好虛榮，玩世不恭，在性關系方面又貪財如命。但從表面上看，她天真無邪，嬌嫩脆弱，招人愛憐。她愛裝腔作勢，但生活現實對她很殘酷。偽飾與現實之間總是有距離，—種喜劇效應便由此產生。她的故事發生在納粹得勢之前魏瑪時期的柏林，這使得其趣味性和寓意愈發深刻。她棲身在租來的一間骯臟的房子里，夢寐以求一朝發跡、一舉成名。保護人換了一個又一個，沒有一個是正經的。她諂媚討好，到處鉆營哄騙，但手段拙劣，往往讓人一眼就看穿了。她是—個象征，象征那個注定要毀滅的社會中那種自欺欺人、愚昧無知的風氣。

在較古老的故事中，介紹人物最簡單的方法是描述一下外表，然后結論式地作一總結。喬治·艾略特的小說《米都馬奇》第一章對多羅西亞·布魯克的描寫就是這一方法的典型：

布魯克小姐天生麗質，在粗布衣裙的襯托下愈發光彩照人。她的手和腕生得纖細勻稱，哪怕衣袖毫無裝飾也會顯出不凡來，就像意大利畫家筆下的聖女；由於衣著樸素，她的形象、她的姿態和風度更有一種尊嚴。她的衣著如與外省款式相比較，更有其動人之處，令人想起《聖經》中的語言—或者是載入今日報紙當中年長詩人的語言。人們常說她聰明過人，但總是附加一句，說她妹妹比她更懂事。

諸如此類的描寫可以連續好幾頁，富麗堂皇，但這是—種比我們的文化更具耐心、更悠閑的文化。現代作家往往讓人物的有關信息自動湧出，用行動和言談多角度反映或者勿寧說傳達人物的有關情況。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小說中的所有描寫都有高度的選擇性，其基本修辭技巧是舉隅法，即用部分代表整體。喬治·艾略特和克里斯托夫·艾什伍德都通過集中描寫女主人公的面部和雙手來反映人物的外貌，其它部位讓讀者自己去想象。如要把多羅西亞和薩莉·包里斯的全部外貌和心理特征描寫出來，非要許多頁不可，甚至整整一本書。

衣著一向是人物的索引，可以反映人物所屬的階層和生活作風。像薩莉這樣展示型人物尤其如此。她那黑綢裝束（午后串門時穿的）表明她愛招人注意、愛誇耀（披肩）、愛挑逗人（聽差的帽子富含許多含義，讓人聯想到貫穿全書的許多提示，諸如性愛矛盾心理、性愛偏常、易裝癖等）。這些特征又通過她的言談舉止而很快得到強化—借用電話，為的是讓兩個男人知道她的性魅力新近又征服了一個人—這也使敘述者有機會對薩莉的雙手和面部作一描述，這也是亨利，詹姆士“情景手法”的含義所在，他一向竭力要達到“戲劇化！戲劇化！”的目標。詹姆士所想的是舞臺戲劇，而艾什伍德屬於伴隨電影成長起來的第一代小說家。電影的影響隨處可見。當《告別柏林》的敘述者說“我是一架攝影機”時，他指的是電影攝影機、對多羅西亞的描寫是靜止的，似乎人物靜止不動，讓人用言辭描繪下來，作者也確實把她比作畫中的人物了。薩莉的展現則是動態的。如果把這段拆成幾個電影畫面，再容易不過了：薩莉穿著黑綢衣服一亮相，兩個男人快速交換目光—薩莉撥電話號碼時焦距對準她的綠指甲—在她與情人通話時焦距對準她那不協雕、小醜般的化裝和做作的表情—兩個被這種拙劣表演所吸引的男性旁觀者的兩張快照。

無疑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為什麽薩莉·包里斯的故事輕而易舉就搬上了銀幕。但就這一段引文來說，有些地方則純粹是文學性的。—提起她的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那汙跡斑斑的手上那塗成綠色的指甲。電影中可以映出她的綠指甲，但映不出敘述者那具有諷刺意味的評語“不幸的選擇”。不幸的選擇是薩莉·包里斯一生的遭遇。你可以看到煙漬和汙點，但只有敘述者才會觀察到她的手臟得像小姑娘的手“。薩莉·包里斯之所以成為一個令人難忘的人物正是因為她表面世故、實則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