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回到高程上來。

水利部黃河規劃委員會呈送毛澤東等領導的《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本身就是一個高壩方案。中國是一個崇尚“高”的民族。從提高認識、提高覺悟，到居高臨下等等。高總比低好，特別是“高度”被泛政治化的時候。單一的線性的思維，使人容易忽略低層的權利與科學基礎的真實。

三門峽大壩是按照360米的高壩設計建築的大庫容——潼關、蒲州、朝邑、陜州這些古城將沈沒到水庫底。水來了、水來了，黃河水將進入關中平原，大片平原將淪為澤國。

在許多科技人文知識或缺的專家，都以“又紅又專”的身份出現的時候，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先生孤獨地走在黃河岸邊，他感慨：

“人間淺識一何多，斬斷流沙三門闔！”

黃萬里先生是討論會上唯一反對修三門峽水庫的專家。因為此時《決議》已經形成，不再是上不上的問題了。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他向“黃委會”提出的《對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案的意見》，矛頭直指360—370米的高壩。他提出了“經濟壩高與庫容”的概念。經計算，如壩高345米，即可容納“32年中最大45天的洪水量”，已經足夠防洪的需要。“用這樣大的代價來預防那些很難出現的事情，經濟價值顯然是很低的。”

沒有人注意過這位落魄的水利學家，他很快就因為反對三門峽工程而被打成右派，發配到密雲水庫當苦力。毛澤東曾不高興地對黃炎培說：“你們家里也分左右中啊！”

無需諱言，三門峽工程建設一開始就碰上了難以解決的泥沙淤積問題。到1962年3月，一年半以來，水庫中已經淤積泥沙15多億噸，遠遠超出預計，並在渭河河口形成了攔門沙，渭河也成了地上懸河，對關中平原造成了嚴重威脅，災難直逼西安。三門峽蓄水水位從此不敢再擡高。1967年黃河倒灌，渭河口的河槽全被淤塞。尤其是1968年渭河在陜西華縣一帶決口，造成大面積淹沒。三門峽水庫改為低水頭髮電，裝機容量一再減少，只有原設計的四分之一。

出庫的水是清了，但果如黃萬里所料，出庫清水對下遊河形成了嚴重侵蝕，河槽沖刷的程度很有限，向兩岸侵蝕的力度卻很大，造成大量灘地崩塌。築壩攔水蓄沙幾十年後，下遊幾乎無水。水量少流速緩慢，黃河在原來的河床上又形成二級懸河，下遊的洪災比先前更容易發生。

1973年，黃萬里準許在“監視下”進入三門峽和潼關以上地區，考察黃河、渭河的地貌和河勢。那時，已經多次發生了水災，時間驗證了黃萬里當年的預言。他十分痛苦與茫然，寫下了《虞美人》(三叩潼關)：“少年馳走潼關道，風日華山好，壯年奉使叩函崤，尋壑經邱、窈窕逐低高。老來三顧關河杳，九曲黃河繞，秦川渺渺沒波濤。萬里奔沙、誰與掣蛟鰲。”

依山而建的關稱關山，依河而修的則為關河。我想，他寫這首詞時，一定多次到過被毀滅的潼關故城，和水淹的渭河兩岸。

與當年被打成右派的黃萬里先生比較起來，今天回過頭來討論研究“潼關高程”問題，這是歷史的進步。

結論已經無須尋找，技術層面的分歧與爭論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了。

真知灼見不懼怕時間的流逝。

今天仍值得我們聆聽的，是黃萬里先生振聾發聵的聲音：

“四千年的治河經驗使得中國先賢在世界上千年以前最早地就歸納出了四種防洪的方法……總之，‘有壩萬事足，無泥一河清’的設計思想會造成歷史上嚴重的後果！”

“水庫本身是有一定壽命的，人們卻諱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庫壽終時上下遊的水流情勢。”

“到那時人民會對那些企圖把黃河水變清先生們發出請願：‘寧使黃河濁，莫教黃水清！’”

時代畢竟不同。當年建設三門峽水電站的“熱”早已消退——雖然近年來我國西南等地方水電熱還一再在升溫。參與三門峽建設的那一代人已不再年輕。經歷了許多年之後，有人毫無長進，有人深思覺醒。我在北京見過一位教授，他當年是三門峽水電站的設計師之一。我聽到過他心情沈重地在座談會上說起自己在建設三門峽工程中的失誤——他認識到了，我敬佩他的勇氣。不論是非，他的話並不是所有人都愛聽。其實不僅僅是工程的本身。三門峽工程成敗得失已經越來越接近結論，特別是在2003年渭河秋天洪災後。

並不是所有決策者都能回望和反思。

感謝孕育了中國古代燦爛文明的偉大的黃河。

黃河依然故我地帶來大量泥沙，塑造著山川大地。

黃河以其特有的性格和偉力，阻止了“高壩深庫”，阻止了蓄水水位的升高。最終要直面的將是現實和事實。

三門峽水電站建成後，水位從未到達過離大壩只有幾公里的陜州古城，也從未到達過潼關老城，更未到達上遊20公里處的蒲州、朝邑縣和蒲津渡！——這是偉大工程鋼鐵交響曲中的喜劇和悲劇？

歷史城市的保護在中國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重視，至少我們的子孫應該擁有和父輩一樣多的選擇。

最無奈最悲慘的莫過於城市已經不復存在。

讓我們記住1959年的三門峽水庫大移民、對古城和古跡的大毀滅。求真求實應該是科學的基本精神。

狂熱造成的誤判、有違科學的輕率的決策，在當代造成了一座又一座“交河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