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門峽水庫長達半個世紀的爭論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就是“潼關高程”——這真的是糾纏不清的學術關鍵？

潼關高程是一個水利學上的名詞，即黃河流量為每秒1000立方米時，相對應的水位高度。現在，三門峽水庫修建後，潼關高程擡高，這是個不爭的現實。潼關高程這幾十年來大抵從323米上升到了328米。變化幅度也就是四五米。

三門峽管理局方面認為，高程的變化主要是上遊來水量的減少，與水庫蓄水無關。陜西方面認為，“應停止三門峽水庫蓄水發電，消除渭河下遊水災隱患。”

當爭論不清的時候，嚴肅的科學探討，常常需要回到原點。

任何一項重大工程的決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遠。中間反反復復，曲曲折折，難以盡述。但在關鍵處、轉折處，又常顯倉促、緊迫與窘迫。這時，各種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導作用，天平猛地傾斜了，便急轉直下，如同飛機進入了跑道，開始了滑翔加速，勢如離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經不可能了。

真正需要回顧、研究和分析的，是人們習以為常的決策的流程，是科學還是不科學。

我們先看一看“三門峽工程”上馬的決策流程，這些鏡頭是不該被忘記的：

1952年10月，毛澤東主席視察黃河，他坐在邙山上，手指夾著根香煙的照片十分經典。主席說的每一句話都被紀錄下來，作為指示。他說“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但沒有具體到三門峽建不建壩。

1954年1月，蘇聯專家在中國專家的陪同下實地考察了從山東到蘭州境內的黃河。4月，水利部黃河規劃委員會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完成了《黃河綜合利用規劃技術經濟報告》，國家計委與建委聯名呈報毛澤東等41位黨中央領導人。

5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基本通過這一方案。

7月中旬，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

7月18日，鄧子恢副總理代表國務院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上作了《關於根治黃河水害和開發黃河水利的綜合規劃報告》。按照規劃，黃河洪水災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門峽水庫就可以把設想中的黃河最大洪水流量由37000秒立方減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經過山東境內狹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於黃河泥沙已經被三門峽水庫和三門峽以上一系列幹流和支流的水庫所攔截，下遊的河水將變清，河身將被清水不斷刷深，河槽將更加穩固。

當時大會的情景今天我們也可以想見，光是“根治黃河水害”就是空前的壯舉，激動人心，何況鄧子恢當時還豪情滿懷地說：“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說過的一句話，‘俟水之清，人壽幾何‘。但是現在我們不需要幾百年，只需要幾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個黃土區域生效，並且只有六年，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後，就可以看到黃河下遊的河水基本變清。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黃河下遊看到幾千年來人民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會場上，一定爆發出長時間的熱烈的掌聲。

同年7月30日，這份規劃報告變成了《決議》，由全國人大通過。蘇聯電力部派出的列寧格勒設計分院副總工程師柯洛略夫被任命為三門峽水利樞紐設計總工程師。——完美無缺的決策流程，自上而下，都是在很短的時間里走完。

1957年初，人大的決議通過了，三門峽水利樞紐才召開初步設計審查會。就在這次會上，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和水電總局技術員溫善章提出了不同意見，而黃萬里是完全反對。《中國水利》雜志1957年第一期在“綜合意見”中，摘要發表了黃萬里教授的部分講話。黃萬里是革命元勛黃炎培之字，早年留學國外，精通水利，有憂世之心。他認為，在三門峽建起一座高壩，水流在庫區變緩，黃河在潼關一段本來就是淤積段，水庫蓄水攔沙，勢必加得此段黃河的淤積，渭河的河床也會急速淤積，渭河入黃河的塹口也會擡高，這將直接威脅到八百里秦川和西安的安全，下遊的洪水之災將移到中遊。他說，指望黃河清是違背客觀規律的。黃河在中遊，黃土高原受雨水侵蝕，黃河及各支流對黃土層的切割是一個自然過程，即使黃河兩岸沒有人為的植被破壞，黃河也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下遊河道的淤積改道也是必然的。黃萬里沈痛地說：“出庫的清水將產手可怖的急速沖刷，防止它要費很大的力量。6000秒立刻的清水可能比短期的10000秒立刻的渾水難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刻的清水，也是不易應付的。”在當時“聖人出，黃河清”的贊美與頌揚中，他的堅持實事求是就變得不合時宜，且十分刺耳。

此外，淹沒關中沃野的陜西省反映也十分強烈。陜西省代表指出，用遷移70萬－80萬人口的代價，換來一個壽命只有50－70年壽命的攔沙庫，群眾很難接受。

一切無濟於事。同年4月13日，三門峽工程正式開工，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大家來支持三門峽啊》——這個口號很鼓舞人心，用今天的話來說，也有些煽情。

1961年4月，大壩主體工程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