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兩會結束後的一天，我逛北京王府井書店。一進去就發現顧客們圍觀著印有溫家寶總理的圖書海報，我抱著好奇心過去湊熱鬧。

果然如此，新華社總編室剛剛推出了一本書叫《信心與希望——溫家寶總理訪談實錄》（新華出版社）。這本書記載著溫總理於2010年2月27日、2009年2月28日、2009年12月27日在新華網與網友在線交流的實錄。溫總理對網絡輿論表示說，這些天來，他一直十分關註網民提出的各種問題。

中國總理接受網絡訪談這一事實足以表明，中央最高層已經把網絡空間視為名副其實的輿論環境，把網民視為名副其實的公民，把上網視為名副其實的獲取信息的渠道。這本書的出版本身就傳達了中央領導給民眾的信號：網民要有信心，中國會有希望。

對於像我這樣的觀察者來說，了解中國民情，就必須要上網，因為老百姓的想法在那裏；要了解中國領導人的心情，必須要上網，因為中國領導人要經上網了解民情、民意、民生。

我與中國對外政策有關部門的一位高官座談，討論最近在中美、中日之間引發熱議的敏感話題，商討日益引起大關註和大反響的民族主義對外交政策及其決策過程的影響。

我對於網絡輿論對外交決策過程的影響有濃厚興趣，提出一個觀點：從當今中國國情與視角看，西方意義上的輿論或民意基本可等同於網絡輿論。對於規模已經超過4億的網民來說，互聯網無疑提供著最寬松的言論自由和話語權。

那位高官回應說，中央有關部門有個內部專用、帶著密碼的意見箱，最高領導人會瀏覽並參考的。這一內部意見箱則一般被國內思想庫等學者以“舉報”網民對政府內外政策意見的形式加以利用。有些別有用心的知識分子往往以點蓋面，刻意篩選部分言論作為舉報內容。例如，“對於中國政府在東海油氣田開發議題上與日方達成的原則性共識，網民們表示憤怒，說中方實際上默認了日方一直以來主張的‘中間線’，出賣了祖國領土”。

這份郵件直接被發送給內部意見箱的同時，還抄送給有關政府部門，即領導人和有關當局的官員幾乎同時看到了這份具有高度敏感性和政治性的秘密郵件。

這位官員對我感嘆：“這一舉措對我們具體負責事務的官員來說有巨大壓力，往往使得決策制定過程極為被動，畢竟被領導發現了的問題不能不面對，結果不得不迎合網絡上的民意，雖然我們知道那樣做有時損害國家利益，卻無可奈何。”

領導人了解民情、民意、民生的渠道是有限的，往往依靠內部渠道，比如新華社內參或內部意見箱等。那麽，這些內部消息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領導人把握現狀，進行決策的判斷力。上述同時發送給領導人和有關部門的“網絡內部舉報”很有可能造成一個決策循環：領導人知情——官員有壓力——政策被反映——網民很高興——舉報者得分。

我幹脆造一個詞語吧。網論——網絡的輿論和網民的言論，正在深刻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並起著史無前例、獨一無二的作用，尤其在中國有關部門對我的祖國日本的政策與對策上。

我認為，日本這一極為抽象而象征性的概念就考驗中國網論及其對決策影響而言是個最佳實驗室。歷史與現狀折射出一個道理，即日本對中國來說永遠是個內政。反過來講，中國對日本來說永遠也是個內政。意思是說，中國政府對日本的政策、中國人民對日本的態度以及中國社會對日本的依賴等因素有可能決定中國政府的正當性、中國人民的成熟性以及中國社會的現代性。二十一條要求如此，東海油氣田問題如此，毒餃子事件亦如此。

日本《東京新聞》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清水美和先生在2004年出版的《中國“新富人”支配》一書中寫道：“近年以來，中國當局持續開展強調‘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進行了長達150年的侵略和侮辱’這一充滿受害者意識的歷史教育。一方面管制媒體對政權的批判性報道，另一方面默認民眾對日本和中國臺灣問題的過激言論。這一怪現象在半個自由化了的網絡空間也發生著。這一矛盾性政策的弊端從胡錦濤政權成立後同時被強化到了大國、周邊外交關系當中，但只有對日關系遭到國內民眾的‘反日’情緒的影響而無法正常進行。這是意味深長的瓶頸。”

從我站在日本公民的立場來說，不管從歷史、現在，甚至未來的角度看，“日本”這一具體而實質性的產物對這些政策、態度及依賴和正當性、成熟性及現代性是有責任的。因為它有可能影響中國的內政，改變中國的歷史。

或許，飽受爭議的東海油氣田問題和毒餃子事件是個典型案例。

關於東海問題，中日官方在2008年6月達成原則性共識，隨後卻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2010年4月12日，正出席核峰會的胡錦濤主席和鳩山由紀夫首相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進行會晤，討論了東海問題。鳩山首相說：“兩國之間達成的協議沒有進展，您能否跟有關部門打聲招呼？”胡錦濤主席回應說：“我們重視並堅持協議。”

毒餃子事件，自2008年1月以來，長達兩年多時間一直困擾並糾纏著中日高層和政府間的信任關系，2010年3月底突然得到暫時解決。不過，我從東京一位資深媒體人處了解到，“中方當局突然公布嫌疑人，而媒體之前沒有任何過程報道。看到這條來自新華社的消息，日方媒體人以及民眾不得不產生質疑，即那位被弄出來的罪犯是否是替罪羊？”

在觀察這些敏感問題的過程中，我始終無法擺脫一個問題意識，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是如何影響對外政策的？之所以說對外，而不僅僅是對日，是因為日本因素對中國民族主義起的作用具有持續性的同時也日益相對化，即它對其他國家——美國、法國、印度、韓國甚至朝鮮等，也越來越發揮作用。谷歌風波如此，家樂福風波亦如此。

當代中國以網絡輿論為代名詞的民族主義正在呈現出對日相對化和對內普遍化的態勢。這一現狀對主張和諧世界的中國外交來說是個難以解決的“麻煩”，尤其在2008年到2010年這一“國家大事”密集的時期，有關部門高效治理輿論環境，加強控制媒體報道，保障穩定壓倒一切和經濟發展優先。

然而，有一點值得警惕。當多年被壓抑的民間力量帶著濃厚的“排外主義”形成集團勢力，並超過官方控制能力時，由於中國外交人士和部門無法保持原則性和靈活性地展開對外政策，因而，中國的國家利益客觀上將受到損害，其國家形象有可能再次陷入低谷。國家形象則是當今國際關系中極為重要的國家利益。權力遞減也好，民間崛起也罷，都是現代化國家在發展階段上存在的普遍規律。我初步估計，中國將也不會是個“另類”。

2010年，我回日本的機會比較多。在日本，中國仍然是個大話題、大焦點。日本有識之士習慣於拿出國民感情的良好與惡劣來評估日中關系。許多學者當面問我：“加藤君，中國百姓對日本持有什麽樣的感情，我們還是比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們究竟是靠什麽途徑表達情緒的？”

這個問題提得不錯。我回答說：“許多日本人認為中國百姓徹底沈默，言論被當局壓制，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事實上，這幾年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正在快速取得網絡這一新的話語權。”門戶網站的論壇、互動社區、校內網、微博……互聯網早就成為我了解中國輿論的必經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在那裏。我對國內的前輩們反復強調，了解中國，必須上網。

有人站起來反駁：“說‘話語權’太誇張了吧。網絡語言是虛擬的，網民只是發泄生活上的不滿情緒而已，實際上也不需要對自己的語言負責任，決策者不會在乎的。”

在日本，不管它是真實還是虛擬，網絡語言對政府的決策來說是毫無影響力和作用的。一方面，日本百姓只關註個人生活，日益淡化對政治的關註。另一方面，若對政治社會有何意見，他們就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共場合加以表達，比如投票、遊行、集會等。

我接著反問：“那為什麽胡錦濤主席、溫家寶總理等領導人要上人民網、新華網等網站安撫老百姓，鼓勵他們要有信心呢？”不管它是真實還是虛擬，當代中國的言論改革正處於逐步開放、多樣化的過渡階段，網絡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正在形成唯一的表達空間，難能可貴，政府也在認真傾聽他們的心聲。

2010年“兩會”論證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兩大崛起：一是民生崛起；二是網絡崛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及政治改革，都與這些崛起相關。這些現象本身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但還不能給予價值判斷，而依然處於細膩觀察的階段。

我對“中國網絡民意”進行概念上的界定，並把它定義為：在當前中國面對經濟高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社會矛盾逐步升級的特殊發展階段下，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在網絡上獲得了意見渠道的新公民表達的集團化民族情緒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力量。

網絡民意往往是不可控的，這幫人“不怕死”，對政府足以形成嶄新的社會壓力，有時甚至成為“看不見的敵人”。它有以下四個特征：一、大眾化。對於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過去在公共場合發表自己觀點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他們原來屬於不具備話語權的弱勢群體，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他們逐步把網絡視為表達觀點的意見渠道，把它視為唯一認同的政治社會。二、體制外。網民已超過4億，網絡民意也對政府部門的決策過程和整個國內輿論造成深刻的影響。但它屬於體制外，其原因歸結於它的匿名制。三、情緒化。網絡空間與其說是表達政治觀點的平臺，不如說是發泄生活情緒的途徑。大眾也好，體制外也好，這一廣泛的群體往往屬於缺乏政治權利、財富基礎、話語權的弱勢群體。四、極端性。由於大眾化、體制外、情緒化三方面原因，網絡上的言論往往趨於極端化。

網絡民意無疑成為海外中國觀察者的新關註點。約翰·奈斯比特先生在著作《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裏提出：“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的參與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模式，我們稱之為‘縱向民主’。支撐中國新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的，也是最關鍵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這是中國穩定的關鍵，也是理解中國獨特的政治理念的關鍵。”

這段話給我提供了線索。網絡民意與政策回應的互動相當有趣，它有著內在邏輯和機制。網絡民意正在促使中國決策過程變得更加開放、民主、透明。就民意對決策的影響力度和分量而言，如今，中國與日本、西方國家之間並不存在根本性的區別。前者以龐大的網絡資源為支柱，後者以選舉、上街遊行等程序為支柱，逐漸形成“殊途同歸”的關系。

那麽，對網絡民意是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這一命題，我們心裏大概就有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