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九月，我身著一套從一位退伍軍人那兒討來的軍服（那是當時的時裝），呆頭呆腦地來到了北大。錄取我的是圖書館系。而當時的圖書館系是與圖書館合並在一塊的（簡稱“館系合並”）。

把我弄來的是法律系一個叫王德意的老師。她去鹽城招生，見了我的檔案，又見了我人，說：“這小鬼，我們要了。”那時北大牌子很硬，她要了，別人也就不能再要了。分配給鹽城的一個名額是圖書館系。那時候，我沒有什麽念頭和思想，眼睛很大很亮，但腦子呆呆的，不太會想問題，連自己喜歡不喜歡圖書館學也不大清楚。我糊裏糊塗地住進了三十一樓（圖書館系的學生全住在這座樓），糊裏糊塗地上課、吃食堂、一大早繞著未名湖喊“一二一”，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給我們上課的教員很多，後來館系分家時，我發現他們有的留在了館系，有的留在了圖書館。合並之前他們到底誰是館系的，誰是圖書館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在大約三個月的時間裏，我懂得了什麽叫“皮氏分類法”，學了一支叫“一桿鋼槍手中握”的歌，跟從寧夏來的一個同學學了一句罵人的話，記住了一兩個笑話（其中一個笑話是：一個圖書館管理員把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歸了冶金類），認識了許多至今還在館系和圖書館工作的老師。就在我死心塌地要在三十一樓住下去時，一日，忽然來人通知我：“你會寫東西，走吧，去中文系學習去吧。”當時中文系的學生全住在三十二樓。搬家那天，給我送行的人很多，從三十一樓哩哩啦啦直到三十二樓，仿佛我此去定是“黃鶴一去不覆返”了。到了中文系，我覺得與周圍的人有些生分，感覺不及與館系的老師、同學相處時那麽好，於是，我常常往三十一樓跑（他們說我是“回娘家”）。直到今天，我仍與館系和圖書館的一些老師保持著一種親切。這一點對我後來去圖書館借書，帶來了不少好處。

到中文系不久，就參加了大約一周的勞動。這次勞動又與圖書館有關：在館前挖防空洞。那時，大圖書館剛落成不久。下坑（在我們之前，其他系的學生已經將地面刨開並挖下去好幾尺深了）前，有一次動員。動員之後，挖坑的目的便明確了：敵機轟炸時，在圖書館讀書學習的幾千人來不及疏散，可立即就近鉆入防空洞。做動員的是軍代表。他說著說著，就把我們當成了軍人；說著說著就忘了那不過是去圖書館前挖洞，而讓人覺得他要把我們帶到平型關或台兒莊那些地方去打鬼子。我們面對高高矗立的大圖書館排著隊，一臉的嚴肅和神聖。大家認定了敵機肯定會來轟炸它的，便都覺得確實應該在它的周圍挖些洞，並且要挖得深一些。那些天，每天早晨，我們從三十二樓整隊出發，也唱著“一桿鋼槍手中握”（實際上只是肩上扛把鐵鍬），雄赳赳地開赴圖書館，時值寒冬，天氣頗冷。我們穿著薄薄的棉衣，在凜冽的寒風中凍得直打哆嗦。但黑板上寫道：天是冷的，心是熱的。當時我想：心肯定是熱的，心不熱人不就嗚呼了？但我們確實不怕冷，就為了那個信念：圖書館裏讀書學習的人再也不用怕敵機轟炸了，盡可安靜地坐著去看自己願意看的書。在圖書館東門外的東南方向，我們挖了一口很大很深的洞，下去清爛泥時，要從梯子上下去。那天晚上由我和另外一個同學看水泵。我們扶梯而下，然後坐在坑底的一張草簾上看著最深的地方，見滲出水來了，就啟動水泵抽出去。那天的夜空很清凈明朗，深藍一片，星星像打磨過一樣明亮。圖書館靜靜地立在夜空下。坑底的仰望，使我覺得它更加雄偉，讓人的靈魂變得凈化和肅穆。那時，我倒沒有聯想到它裏面裝的那些書對這個世界的進步和輝煌有多麽巨大的作用，僅僅把它看成一座建築。這座建築就足以使我對它肅然起敬，並覺得自己渺小不堪言。看來，體積也是一種質量，也是一種力量。深夜，我那位同學倚在坑壁上入了夢鄉，我卻因為有些寒冷而變得頭腦格外清醒。寒星閃爍，當我把目光從圖書館挪開，從坑口往下移動，又去環顧整個大坑時，忽然覺得這口坑像個水庫。那時候的人聯想質量很差，聯想得很拙劣。我竟然勾畫出這樣一幅圖畫來：汽笛聲忽然拉響，在緊張的空氣中震動著，燈火明亮的大圖書館忽然一片漆黑，一股股人流在黑夜裏從各個閱覽室流出，流到這個“水庫”，最後把“水庫”蓄得滿滿的。干了一個星期，我們就“撤軍”了。這幾年，常聽人說，過去挖的防空洞不太頂用，用一顆手榴彈就能將其頂蓋炸開。我死活不肯相信。現如今，圖書館東門外，已是一大片綠茵茵的草坪，成了北大一塊最舒適，最叫人感到寧靜、清爽、富有詩意的地方。夜晚，吹著微微的晚風，年輕的男大學生和女大學生們或坐在或躺在散發著清香味的草坪上，用清純的目光去望圖書館的燈光，去望一碧如洗的天空，彈著吉他，唱著那些微帶憂傷的歌，讓人覺察到了一份和平。但，當我坐在矮矮的鐵柵欄上，坐在我曾參加挖掘而如今上面已長滿綠草的洞上時，腦子裏常常出現一個似乎平庸的短句：和平之下埋葬著戰爭。如今這些防空洞有了別的用處。一段時期，曾被學生們用來做書店。我下去過一次，並進過幾間房子，感覺不太好，隱隱覺得，在這地底下做事，總有點壓抑，總有點不“光明磊落”，尤其不適宜在這地底下賣書。賣書應該在陽光下賣，應該在地面上有明亮燈光的屋子裏賣，就像讀書應在陽光下讀，應在圖書館這樣建在地面上的高大建築裏讀一樣。盡管那些書都是些正經書。

從在圖書館系一本正經地學“皮氏分類法”到在中文系為圖書館很賣力地挖防空洞，給我一個深刻印象是：我們將要進入窗明幾凈的圖書館看書學習了，讀書是件很有意義並且很有趣的事情。然而並不見這一天。偌大一個圖書館，藏書幾百萬，但被認定可以供人閱讀的卻寥寥無幾。就這寥寥無幾之中又有一些還是很無聊的東西。絕大部分書或束之高閣或被打入冷宮。可惜的是這些書，似乎是用不著什麽“皮氏分類法”，誰都會分的。圖書館也未出現幾千人閱讀、掀書頁之聲如蠶食桑之音的生動景象。那時，果真有敵機飛臨大圖書館上空，果真扔下許多炸彈來，也不會傷著太多的人的。我那時的思想極不深刻，但有農民的樸素：上大學不讀書還叫上大學麽？走在圖書館跟前，望著那高大深邃的大門，想著裏面有那麽多書（這一點我知道，因為我還參加過從舊圖書館往新圖書館運書的勞動），心裏頭總是想不太明白。那段時間，我只能望著它，卻不能從它那裏得到恩澤。那時，我覺得它是凝固的沒有活氣的一座沒有太大意義的建築，那大門是封閉的。

後來，我們步行一整夜，腳板底磨出了許多血泡來，到了大興基地。從此，就更無機會踏進圖書館的大門了。這座號稱亞洲最大的大學圖書館，僅在夢中出現過幾次。我們在那裏開荒種地蓋房子，偶爾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田頭空地上上幾堂課。但我實在喜歡書，因此總覺得很寂寞很無聊。於是，晚上就和幾個同學到麥地裏逮刺猬，要不就往附近的村子亂竄，或到養魚塘邊看月色下的魚跳。那地方很荒，我的心更荒，常常陷在困惑和迷惘裏：我究竟干什麽來了呢？過了些日子，終於在木板房裏設了一個圖書資料室。書都是從大圖書館抽取出來的，上面都蓋著大圖書館的藏書章。這總算又與圖書館聯系上了。書很少，大多為政治方面的書。當然有總比沒有好。晚上，丟罷飯碗，我就和一個上海同學鉆進木板房，將那些書狠狠地看。其中有些書是大部頭的哲學書。我逮著就啃，啃著啃著，出來些味道，便越發地使勁去啃。不曾想到，就從這裏培養了我對哲學的興趣。後來的十幾年時間裏，我讀書的一大部分興趣就在哲學書籍這裏，並把一個觀念頑固地向人訴說：哲學燃燒著為一切科學陳述尋找最後絕對價值的欲望；這種不可遏制的欲望，使得它總是不惜調動全身解數，不遺余力地要將對問題的說明推向深刻；缺乏哲學力量的任何一門科學研究，總難免虛弱無力。不久前，我出的一本書，就是一本與哲學有關的書。我永遠記住那幾本陳舊的蓋有圖書館藏書章的哲學書籍。至今腦子裏還有那枚章子的溫暖的紅色。遺憾的是，在那地方，我終於沒有把為數不多的書看完。因為，有人開始在大會上暗示眾人：有人把政治書籍當業務書籍來看。我有些膽怯，只好把看書的欲望收斂了些，空閑時到水邊看村子裏的小孩放馬去了。

再後來，我被抽調出來，從大興基地來到北京汽車制造廠參加三結合創作小組，寫長篇小說了。這段時間倒看了一些書。這要感謝當時圖書館承擔為開門辦學服務工作的一位老師。他隔一段時間就來看我。來時，或用一只紙箱或用一只大包給我帶些書來，據說，這位老師前幾年離開圖書館做生意去了。那天，我在小商店買醬油碰到過他一次。我朝他點點頭，心中不免有些惆悵。

當圖書館完全重見天日時，我已成了教員。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圖書館把人們對知識的渴望和重視充分地顯示出來。總是座無虛席，總是座無虛席！中國人畢竟懂得了圖書館的意義。每當我走進這片氛圍裏，我總要深受感動。這裏，沒了邪惡，只有聖潔。那份靜穆，幾乎是宗教的。我不由得為它祈禱：再不要因為什麽原因，使你又遭冷落，使你變得冷清，蒙上恥辱的塵垢。

我現在並不常到圖書館去。因為我個人有了一些藏書。但每時每刻我總為它而感到驕傲。我想：人們如此向往北大，沾上之後總不願離去，固然是因為它的那份有名的風氣，但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北大有這樣一座圖書館。我還想：北大風氣之所以如此，也是與這個圖書館密不可分的。我曾在一次迎新會上對新生們說：北大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圖書館，裏面有很多很多的書，它們將告訴你很多很多道理；你若是在幾年時間裏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和價值，你才算得上是一個北大的學生：那大門是天堂之門。 

作者簡介：

曹文軒，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少年寫作的積極倡導者、推動者。主要文學作品集有《憂郁的田園》、《紅葫蘆》、《嗇薇谷》、《追隨永恒》、《三角地》等。長篇小說有《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紅瓦》、《根鳥》、《細米》等。主要學術性著作有《中國80年代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軒文集》（9卷）。作品大量被譯介到國外，《紅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說分別翻譯為英、法、日、韓等文字。獲省部級以上學術獎、文學獎30余種。其中有宋慶齡文學獎金獎、冰心文學大獎、國家圖書獎、金雞獎最佳編劇獎、中國電影華表獎、德黑蘭國際電影節“金蝴蝶”獎、北京市文學藝術獎、中國台灣中國時報年度開卷獎、“好書大家評”年度最佳小說獎等獎項。曹文軒於2004年獲得國際安徒生獎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