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國至今天，元宵節不再被安排假期，人們對這個節日已漸漸淡漠。

今天是農歷正月十五，也就是中國的傳統節日“元宵節”。和中秋節、端午節等相比，元宵節已很不為今人所關注。事實上，在春節出現以前，元宵節才是中國最盛大的節日，甚至有人稱之為中國古代的“狂歡節”。元宵節既曾如此熱鬧，那古人在這一天，都曾有過哪些有趣的習俗？這一重要節日又是如何衰落的呢？

元宵節暫停宵禁，使之成為普通民眾的“狂歡節”和“情人節”

古代普通人只有在元宵節前後幾天，才能在夜晚的街道上自由活動。元宵節又稱上元節、元夕節、燈節，對於其起源，學界至今存有較大爭議。通常認為，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個“望日”（即月圓之夜），素為古人所看重。西漢時，武帝在這一天祭祀“太一神”，大張燈火；此後，道教定正月十五為“上元日”，佛教將正月十五對應印度曆法中的“大神變月”，其中一些宗教活動，在隋唐時期逐漸成為元宵節的常見習俗。①

同其他節日相比，古人更注重元宵節，除常見的祈福、辟邪等寓意外，主要原因在於，元宵節期間，朝廷解除宵禁，允許百姓夜間外出歡慶。在平時，城市中生活的百姓，除喪事、就醫、婚嫁等外，被禁止在夜間無故出行，違反者將被處以笞刑。因此，演義小說只能將夜間故事設定在元宵節，如《水滸傳》就寫了清風鎮、大名府和東京三個地方的元宵節。

元宵節“狂歡”期間，平時深受束縛的女性也能上街遊玩，和青年男子相會

對皇帝和朝廷來說，元宵節是展現“太平盛世”“與民同樂”的重要契機，為讓老百姓能充分“燃起來”，一再延長沒有宵禁的“元宵假”。唐玄宗規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連續放假3天；宋太祖追加十七、十八兩天，假期多至5天；明太祖更規定，從正月初八至十七日“放燈十天”。不過到了清朝，“元宵假”又回歸為5天。

元宵節期間，上街觀燈、遊玩的人們突破貴賤、男女、老幼的界限，一同“狂歡”。②有個故事頗能說明當時情境，北宋洛陽元宵節時，司馬光的夫人想要出外看燈，司馬光問：“家中點燈，何必出看？”夫人回答：“兼欲看遊人。”司馬光只好反問道：“某是鬼耶？”正因為元宵夜大家顧忌較少，婦女也外出參加“走百病”“走三橋”“請紫姑神”等活動，使之成為方便青年男女相識、相會的節日，於是也有人戲稱元宵節是古代的“情人節”。

                                                  《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明憲宗元宵行樂圖》（局部）


古代元宵節習俗眾多，人們能在這幾天裏盡情地賞花燈、吃美食、猜燈謎、看歌舞
賞花燈：從皇帝到百姓，點燃各色花燈，以示普天同慶

                                                                            玩花燈的兒童

玩花燈的兒童

放燈是元宵節最重要的一項活動，最晚至隋文帝時期，已經在全國流行；隋煬帝即位後，在禮佛的名義下，擴大元宵節放燈規模，使之成為一項定制。唐玄宗曾在宮中擺滿蠟燭，並制作高150尺的燈樓，“懸以珠玉、金銀，每微風一至，鏘然成韻”，極盡奢華。北宋皇帝甚至會在正月十五、十六兩天公開出現在宣德樓上觀燈，讓禦街兩旁的百姓有機會見到天子真容。清朝皇帝則在元宵節這一天召集蒙古外藩、內外大臣等，觀看歌舞，其中有3000名舞燈者，一邊唱著“太平歌”，一邊排列出“太平萬歲”四個大字。③

民間放燈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明朝時，元宵節有“燈市”，售賣各種繪有“老子、美人、鐘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的花燈。清朝花燈種類更加繁多，在京師之中，燈的外形有“大小、高矮、長短、方圓”的不同，制燈的材料有“紗紙、琉璃、羊角、西洋”的區別，燈上所繪的內容，從《三國》《西遊》《水滸》，到梅蘭竹菊、牛馬貓狗，無所不有。尤其有一種“花盒爆竹”，點燃後，“盒中人物花鳥，墜落如掛，歷歷分明”。④

吃美食：北方吃元宵、南方吃湯圓，且早有“甜鹹之爭”

元宵節吃湯圓始於宋朝，當時湯圓有“元子”、“水團”、“團子”、“圓子”等名稱。專賣店中有“乳糖圓子”、“山藥元子”、“金桔水團”、“澄粉水團”等，種類繁多。明朝制法和今天大致相同，使用糯米細面，包上核桃仁、白糖、玫瑰等做餡。有意思的是，湯圓的“甜鹹之爭”，古已有之。如《清稗類鈔》中說，“湯圓一曰‘湯團’，北人謂之曰‘元宵’，以上元之夕必食之也……有甜鹹各餡，亦有無餡者，曰‘實心湯圓’。”⑤

湯圓和元宵看上去是一種食物，其實差別頗大。如學者鄧雲鄉所言，“江南用糯米水粉包湯團，是把一小團濕糯米面放在手中，掐成酒杯形，然後放入餡子包起”，有的還是肉餡；而在北方地區，則是“打元宵”，“先把糖熬稀，加玫瑰、山楂、核桃仁、芝麻、瓜子仁、青紅絲等和在一起，或團成龍眼大的小團，或切成小方塊，冷卻待用。用大柳條笸籮，放上幹糯米面，北京叫江米面，把糖塊樣的餡子倒入面中，一邊灑水，一邊滾，使糯米面在糖塊身上滾滿，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這是件很吃力的工作，一次可滾百八十個。”⑥煮出來後，元宵表面粗糙，而湯圓更光滑。

吃湯圓外的一些食俗，現在已無法看到。唐朝人在元宵節吃“羔粥”及油炸的“焦磓”、 “絲籠”；唐宋時期，人們在元宵節用面粉制作“面繭”或“繭蔔”，在裏面放進寫有吉祥話的紙條，祈求一年平安。在宋朝，貴族間還要在元宵節“傳柑”——互贈黃柑。蘇軾《上元侍飲樓上》一詩中“歸來一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說的即是此習俗。

猜燈謎：謎面包羅萬象，獎品琳瑯滿目；看歌舞：劇目繁多，讓人應接不暇

元宵節的各項遊戲中，以猜燈謎最為有名，且傳承至今。從宋朝起，人們開始將寫有謎語的紙簽貼在花燈上，供遊人競猜。清人顧祿筆下的蘇州元宵節熱鬧非凡，也寫到了猜燈謎。他記錄說，燈謎的謎面包羅萬象，出自“經傳詩文、諸子百家、傳奇小說及諺語什物、羽麟蟲介、花草蔬藥”，猜中者即能獲贈紙、硯、筆、墨、果品等獎品。⑦《紅樓夢》中留下頗多燈謎，如謎面“身自端方，體自堅硬。雖不能言，有言必應”，謎底“硯臺”。

燈謎之外，元宵節期間的各種歌舞活動，也是層出不窮。唐朝民間演出各種舞蹈、雜技，所謂“燈燭華麗，百戲陳設”。宋朝時則有規模龐大的舞隊當街遊行，藝人們裝扮成戲劇中的各種詼諧人物，《武林舊事》中記述的就有快活三郎、瞎判官、孫武教女兵、撲胡蝶等70餘種。要到“十六夜收燈，舞隊方散”，當年“鬧元宵”的熱鬧程度由此可見。⑧

                                                                                                               中國北方“滾元宵”


中國北方“滾元宵”

民國以來，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民眾對元宵節日趨淡漠。國民政府廢除舊歷後，禁止民間過元宵節等傳統節日，但收效有限。民國建立後，新歷（公歷）和舊歷（農歷）並行，官方紀念“雙十節”等新紀念日，民間則依舊慶祝舊有節日。1914年，北洋政府將舊歷元旦命名為“春節”，端午為“夏節”，中秋為“秋節”，冬至為“冬節”，各放假一天。民間對此並不理會，依舊稱舊歷的正月初一為“新年”或“元旦”，元宵節當然照過不誤。

國民政府建立後，視舊曆為“迷信”象征，於1928年頒布法令，在全國廢除舊曆，使用新曆（即“國曆”）。同時，舊曆節日也被禁止，“除國曆規定者外，對於舊曆節令，一律不準循俗放假”，並“將一切舊曆年節之娛樂賓會及習俗上點綴品、銷售品，一律加以指導改良，按照國歷日期舉行”。廢除舊曆節日，導致民眾假期不足，國民政府遂決定“移置”節日，規定“除中秋外，將舊曆節日，一律改用國曆月日計算”，如國曆1月1日為元旦、15日為元宵節。舊有元宵節當然也淪為“非法節日”。⑨

但是這些法令所起到的作用相當有限，除了政府機關及學校外，普通民眾對新設立的節日或紀念日，都少有興趣。社會學家潘光旦說，“陰曆廢除了，但是陰曆的習慣，依然和我們同在。過節、過年，種種習慣，和陰曆未廢以前，真是一般無二，在推行陽曆不力的北方，固然如此，在政令所出的南方也未嘗不如此”。在蘇州的作家周瘦鵑也說，“到了清朝和民國時期，元宵的盛況雖已不如前代，但因歡度春節，餘興未盡，仍要狂歡一下。”⑩可見在民國時期，民間還是很重視元宵節。

真正導致元宵節風光不再的原因，是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

國民政府的命令沒有讓元宵節銷聲匿跡，讓這個傳統節日最終走向衰落的，主要是現代人生活方式的改變。首先，民國以來除特殊情況外，不再實行宵禁，古代元宵節那種“夜遊”的珍貴性不再存在；其次，社會日趨開放，男女交往不必一定要在元宵節；第三，現代人對一個節日有多少重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無假期，及假期長短。從民國至今天，元宵節都不再被安排假期，人們自然對此日漸淡漠。

簡言之：元宵節從無到有，從盛大至衰敗，和民眾的需要與否息息相關。古人的夜生活權利被極大壓抑，元宵節是合法“狂歡”的難得之機；現代節日很多，元宵節特有的“狂歡節”和“情人節”功能已不存在。

古代賣花燈的商販古代賣花燈的商販


註釋

①李曼：《唐代上元節俗的歷史考察》，陜西師範大學2014年；

②彭恒禮：《狂歡的元宵——宋代元宵節的文化研究》，《開封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③陳熙遠：《中國夜未眠——明清時期的元宵、夜禁與狂歡》，《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5本，2004年6月；

④⑤⑦江玉祥：《元宵節俗》，《文史雜誌》2012年第2期；陳佳：《文史視野下的元宵節俗》，《湖北經濟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2期；

⑥鄧雲鄉:《舊京散記》，江蘇文藝出版社2006年，第245、246頁；

⑧秦永洲：《中國社會風俗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35頁；

⑨（日）小野寺史郎著 《國旗、國歌、國慶 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第246—269頁；⑩周瘦鵑：《拈花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125、126頁

（收藏自 短史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