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Dewey]的《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系的研究》一書，是作者於1929年在愛丁堡大學所作的系列演講的稿子。據說在開講那天，發生了一件與講演題目有戲劇性聯系的趣事：講堂里的一架大電扇把講稿吹落講臺，邀請方趕緊把撒得滿地都是的講稿一一拾起，交給杜威，並抱歉地說，稿子頁碼順序大概亂掉了。杜威回答說：“哦，一點關系也沒有。”1

杜威發表講演的講座題目是“吉福爾特自然神學講座”。三十年前，另一位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James]也應邀來這里作吉福爾特講演。與詹姆斯相比，杜威對宗教-至少是傳統宗教-的態度更消極一些，但邀請方事先就對自然神學這個題目作了廣義的解釋：只要討論知識和經驗對人類精神所具有的影響和後果，就行。

在杜威看來，談論知識和經驗對人類精神的影響，排在首位的當然是科學的發展。人生活在危險的世界之中，便不得不尋求安全。其途徑有兩種，一種是祈禱和虔誠，一種是勞動和藝術：前者通過改變自我而屈從環境，後者則通過技術手段來改變環境。傳統哲學對思辨和理論的崇拜，是人們回避風險、尋求安全的需要的表現，可以理解；但其思路與祈禱和虔誠如出一轍，並不奏效。在杜威看來，這種重知識而輕實踐的看法恰恰忽視了人類所借以可能達到實際安全的途徑。於是，杜威設法從現代科學出發整個兒挑戰這種知行觀，其主要策略是指出，在現代，“知”本身就是以“行”作為核心的：“從科學研究的實際程序判斷起來，認知過程已經事實上完全廢棄了這種劃分知行界線的傳統；實驗的程序已經把動作置於認知的核心地位...”（第2章）。

當杜威這樣說的時候，他心中想到的不僅是P.W.布里奇曼[P.W.Bridgman]對愛因斯坦[A.Einstein]相對論的操作主義解釋，而且是N•玻爾[N.Bohr]領導的哥本哈根學派用實驗的作用對量子領域不確定性現象的解釋。杜威的女兒簡•杜威[JeanDewey]也是物理學家，曾經在玻爾領導下工作過一段時期。據說杜威曾經去哥本哈根理論物理研究所看望他女兒；他女兒也告訴了他父親不少該研究所正在進行的研究和討論。盡管杜威被認為對物理學的了解遠不如其對心理學或生物學的了解，但他對於現代物理學的了解，足以使他能夠通過現代科學認識過程中實踐的不可缺少作用來論證“行”對於“知”的優先性。

但杜威的注意重點並不在於狹義的科學認識論或科學方法論。他更關心的不是實踐作為認識自然過程中的內在環節的重要意義，而是實踐作為架通認識和評價這兩個領域的中介環節的重要意義。在他看來，“哲學的中心問題是：由自然科學所產生的關於事物本性的信仰和我們關於價值的信仰之間存在著什麽關系（在這里所謂價值一詞是指一切被認為在指導行為中具有正當權威的東西）。”（第10章）杜威認為，正如對於自然的知識產生於對於自然的操作一樣，對於指導我們生活的價值，也產生於我們的生活實踐。價值並不是高懸在生活之外的抽象的不變的東西，而是一方面體現了我們的經驗的愛好，另一方面又在經驗中被證明是有可能實現的東西。抽象的善有各種各樣；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它們常常是彼此沖突的。只有經過具體的情境之中的理性探索，我們才能確定在一個特定的情境中哪個善是具有實際的指導意義的。

對哲學的這種理解，使杜威可以對“吉福爾特自然神學講座”要求他涉及的宗教問題作正面的討論。理論與實踐、知與行之間所具有的內在關系，使得知識成了在實踐中實現人類目的的工具或者手段。重要的是要看到：目的和手段並不是截然分開的兩個方面。在杜威看來，“不考慮手段就表示是不嚴肅地對待目的”（第10章）；杜威甚至從此得出一個接近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個忽視經濟條件的道德體系只能是一個遙遠空洞的道德體系”。（同上）目的和手段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也就是理想與現實的關系；而理想與現實的關系，也就是可能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所謂‘現實’包括著既有的條件；所謂‘可能’是指一種現在尚不存在但可因現實條件的應用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或後果。”（第11章）這種觀點在宗教與科學之間架起了橋梁：如果宗教態度不是指對於有關事實和價值的固定信仰，而是指“人們對存在的可能性的一種感覺”，以及“獻身於實現這種可能性的事業的一種態度”的話，那麽，“科學與宗教之間就不能有任何沖突”。（同上）一句話，“理想的善就是有待實現的存在的可能性，而我們的宗教態度就是和接受這種理想的善聯系著的。”（同上）

杜威的這種觀點的核心，用德國哲學家尤根•哈貝馬斯[JuergenHabermas]在許多場合-包括在討論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皮爾士[C.S.Peirce]的語言理論的時候-所用的一個術語來說，是“內在超越”（innerweltlichenTranszendenz或Transzendenzvoninnen）2的觀念。理想並不外在於現實；它的基礎就是“現實生活中所潛在的可能性”（同上）。換句話說，“自然和社會本身以內就包含著有理想可能性的設計以及實現這些可能性的操作手續。”（同上）但這種潛在的可能性不會自動實現，而有賴於我們“把我們的感情和忠誠指向寓於所發現的現實中的可能性”，並且“致力於創造未來而不再死抓住關於過去的命題不放”（同上）。

以杜威作為主要代表的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傳統近年來之所以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世界哲學論壇上都重新得到重視，不僅與理查德•羅蒂[R.Rorty]、里查德•伯恩斯坦[R.Bernstein]等美國哲學家的工作有關，而且與包括哈貝馬斯在內的歐洲哲學家的工作有關。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法蘭克福學派在當代的主要代表，他多次表示自己認同於“從皮爾斯到米德[G.H.Mead]和杜威的美國實用主義的激進民主精神”3，並把它定位為青年黑格爾派傳統中除了馬克思和基爾凱郭爾[S.Kierkegaard]之外的第三個傳統，而且是“令人信服地發展了激進民主的自由精神的唯一傳統。”4

實用主義的這種政治思想傳統是它對更廣范圍的哲學問題的看法的結果。當有人問“什麽是實用主義的最有力量之處”的時候，哈貝馬斯回答道：“可錯論與反懷疑論的結合，對於人類心靈的一種自然主義態度，以及它的這樣一種文化：拒絕屈服於任何種類的科學主義。”5從《確定性的尋求》一書的內容來看，哈貝馬斯的這種概括是有根據的。當然，杜威的一些思想，包括本書中的一些思想，似乎也可以看作是科學主義的表現。但從其對理想的重視、對靜觀論和獨斷論的批判來看，尤其是從其對科學的社會向度和批判向度的強調來看，6杜威是努力超越科學主義的限制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杜威的這本書不僅如哈貝馬斯所說的是“杜威的最有影響的著作”，而且不妨看作是整個美國實用主義的代表性著作。

一本著作、一個哲學傳統的意義，不僅取決於同時代人對它的理解，而且取決於後代人對它的理解。從這個考慮出發，我們經哈貝馬斯教授的同意把他在1998年為《確定性的尋求》德譯本撰寫的書評譯成中文，作為本書的附錄。哈貝馬斯在這篇述評中對杜威、乃至整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在德國的接受史的概括和分析，應該有助於我們對杜威這本著作的全面理解。

當然，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更值得重視的是杜威哲學、包括《確定性的尋求》一書在中國的接受史。值得注意的是，這本書在胡適等中國現代思想家那里幾乎沒有引起任何注意。胡適1930年在蘇州講“科學的人生觀”的時候，杜威的《確定性的尋求》在美國前一年已經至少印了三版，但看不出胡適對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與杜威在該書中的討論有任何關系。胡適說“科學的人生觀”有兩個意思：一是用科學的實質性內容作人生觀的基礎，二是“拿科學的態度、精神、方法，做我們生活的態度，生活的方法”。7與杜威的觀點關系較近的是後一方面，但胡適列在這一方面的只是“懷疑”、“事實”、“證據”和“真理”這四項，與杜威所強調的“理想的善”、與接受這種理想的善聯系著的“宗教的態度”，關系甚遠。胡適對杜威思想中的那個“超越”向度，至少是沒有自覺的興趣。至於《確定性的尋求》一書的中譯本，則一直到1966年1月才首次出現，而且是作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資產階級哲學資料選輯》第九輯而內部出版。8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贊同把中國思想傳統-尤其是新儒家傳統-的精神概括為“內在超越”9，並同時如前所述把“內在超越”也看作是杜威所代表的實用主義的核心思想的話，那麽，我們或許可以對實用主義之所以在五四以來的中國得到那麽大的重視有更深層的理解，並對中西之間未來的文化交流有更樂觀的期待。當然，這個觀點能否成立，有待於做更多的論證，以及與實用主義哲學進行更具有實質性的對話和交流。

《確定性的尋求》中譯本在“內部”多年之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並公開發行，相信會對這種對話和交流有重要的推動。

注釋：

1參見ThomasC.Dalton:BecomingJohnDewey:DilemmasofaPhilosopherandNaturalist,IndianaUniversityPress,2000,167.

2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三聯書店，2003年，第6頁、第18頁。哈貝馬斯在與神學家的討論中也使用了這個概念，見JuergenHabermas:"TranscendencefromWithin,Transcendenceinthisworld",inhisReligionandRationality:EssaysonReason,God,andModernity,editedandwithanIntroductionbyEduardoMendieta,PolityPress2002,67-94.

3JürgenHabermas:"NewconservativeCulturalCriticismintheUnitedStatesanWestGermany",inJürgenHabermas:TheNewConservatism:CulturalCriticismandtheHistorians'Debate,45.

4JürgenHabermas:"Reflectionsonpragmatism",inMitchellAboulafia，etal(eds.):HabermasandPragmatism,Routeledge,LondonandNewYork,2002,228。關於哈貝馬斯與杜威的共同點,也得到了近年來出版的多本杜威傳記中評價很好的一本的作者的肯定，見Alan Ryan: John Dewey and the High Tide of American Liberalism, W•W•Norton & Company New York / London, 1995,357。

5同上。

6參見拙文：“科學與民主的和諧相處何以可能？--論杜威和哈貝馬斯的科學觀和民主觀”，《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

7胡適：“科學的人生觀”，《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上），葛懋春、李興芝編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319頁。

8譯者傅統先（1910-1985）曾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建國前任聖約翰大學教育系主任兼哲學教授，建國後在山東師范學院任教授，翻譯了哲學和教育學方面的大量學術著作。

9參見鄭家棟：“‘超越’與‘內在超越’-牟宗三與康德之間”，《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4期。（愛思想網站201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