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嚴苛的自我反省，才能從“紀念”走向“研究”

新京報：其實，從某種角度上看，2008年可以稱之為“改革開放紀念年”，從年初到現在，各種各樣的紀念性文章、圖書、專刊、專題、活動層出不窮。

陳平原：這個現象我也注意到了。我想強調的是，“紀念”是必要的，但光有紀念還不夠；我們應努力從“紀念”走向“研究”，進而使“改革開放三十年”成為一種良好的、具有巨大潛能的傳統。什麽叫傳統？傳統意味著自覺且豐厚的歷史積澱，三十年的經驗教訓，確實值得認真總結。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傳統；晚清以降的歷史進程，也是一個傳統；共和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更是必須直接面對的傳統。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傳統，都必須經過理性的過濾和評判，才可能轉變成為有效的思想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十年”之能否從紀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著嚴苛的自我反省。在我看來，三十年的經驗固然值得慶賀，三十年的失誤或缺憾，同樣值得正視。也只有這樣，“三十年”才能成為有效的傳統或資源。否則，我們一味說好的，忘記了三十年中間存在各種各樣的分叉，就像港灣有各種支流與分叉一樣，那是不負責任的。因此，我們需要理解主流、贊美成功，也需要理解分叉、體察失敗。

大量域外著作的譯介與出版，構成30年文化建設的主要特征

新京報：改革開放，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先談“開放”，中國這三十年中是怎樣逐步融入世界文化體系的，最大的變化是什麽？

陳平原：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開始熱情擁抱整個人類的科技創新與文化成果，或者說直面整個西方世界。談三十年的文化變遷，“讀書”絕對是個重要的表征。讀什麽書、怎麽讀，這都直接影響著這三十年的文化發展。我曾經撰文指出，對西方思想及文學藝術的積極譯介，成了今天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現實。三十年的文化變遷，最值得誇耀的地方，是我們現在已經基本上跟世界上的主要思潮同步，不再有“時間差”。這是個最大的變化。

新京報：可是我們看到，事實上也並非完全如此？

陳平原：所謂“跟世界思潮同步”，新聞方面容易做到，大眾文化也比較好辦，但真正深刻的、帶有歷史性與民族性的那種思考與反省，則還沒有很好完成。但總的來說，我們必須理解，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學術著作的譯介與出版，構成了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特征。

記得兩年前你們報紙的書評周刊，曾做了一期特刊，邀請若干學者介紹自己當年讀的十本書。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80%讀外國人的書，20%讀中國古人的書，基本上不讀當代中國學者自己的著作。我猜測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當代中國學者缺乏創造力，沒有特別原創性的思想成果。二是即便有了原創性的成果，我們也不承認，更願意相信“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一方面，我們已經能夠與西方學者同步閱讀、思考；但另一方面，也許正因為這樣，出現了另一種偏差，中國當代學者的思考與創造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是沒有好成果呢，還是說有了，但離得太近，我們自己看不清？

“漢語熱”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熱”

新京報：對我們今天的文化發展進程，有沒有一個基本的評價？

陳平原：這三十年，我們在貿易上是大量的順差，而在文化上則是大量的逆差。我們也有好些走出去的，可你仔細看，走出去的是什麽樣的書。有一些文學作品，但更多的是普及性讀物。我只能說，現在歐美學者研究中國問題，必須參考中國人的著作；但我不敢說，做拉丁美洲研究的，也得參考我們的研究成果。換句話說，我們的研究成果，還缺乏普遍意義，更多的是區域研究；即便做得很好，人家也翻譯過去了，但也只是作為“中國學”的參考資料。若能進一步，這“論述”不僅對中國問題有貢獻，而且研究其他國家、其他文化的學者也非讀不可，那就更值得慶幸了。我覺得，目前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新京報：不過，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大量的海外留學生湧入中國，而且海外也出現了漢語熱現象，比如近年來在海外建立了不少的孔子學院。

陳平原：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漢語熱”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熱”；“漢語熱”更不等於中國文化已經成為人類思想的主流。很多外國人之所以學漢語，是因為我們的市場。他們知道，掌握了漢語，將來找工作更容易。確實，我們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孔子學院。但那是基礎性的語言教學，過度渲染其文化傳播意義，或所謂的“軟實力”，我以為是不明智的。

更需要追問的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是否真的呈現出來了？比如說，國外的年輕人，假如不是出於謀生的需要，他們是否也熱衷於學習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藝術？這些“東方文化”對他們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當然，一開始出於謀生的考量，但長期的耳濡目染，逐漸養成興趣，這也是一條路。

我想說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確實積累了龐大的經濟及文化能量，但還沒有很好地釋放與轉化。經濟如此，思想文化如此，文學藝術也大致是這樣。

國學“虛熱”妨礙對現實生活、文化傳統的批判

新京報：剛才談了文化的對外交流，我們再談下國內近年來的文化現象。這些年來的“國學熱”你怎麽看待？

陳平原：就我個人而言，對“國學”這個詞的內涵、起源及演進方式，是不太以為然的。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個防禦性的口號———沒有西學的猛烈沖擊，就沒有國學的奮起自衛。上世紀90年代，“國學”逐漸發熱，到了今天，成為一個很主流的話語。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日漸強大，民族主義情緒及文化自信也得以迅速提升。說白了，“國學熱”的背後，是不斷提升的經濟實力，以及民族自信心。

現在，我除了擔心“國學”之過度商業化，還因為，“國學”的這一“虛熱”(真正博大精深的文化或典籍，是不可能“熱”起來的)，很可能導致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妨礙我們對現實生活、對文化傳統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對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轉為盲目對抗。在我看來，今天的“國學熱”，本身的自我反省能力是比較弱的。

我甚至有點擔心，這一思潮任其發展，有一天會讓中國重新走向自我封閉，或自戀，或自大，就像魯迅所嘲笑的，“愛國的自大”。還有，在國學逐漸成為熱潮的同時，還出現了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用“儒學”來批判“五四新文化”。我承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但其對傳統中國的嚴厲批評，並非一無可取，那是對某一歷史進程及發展方向的必要調整。(王愛軍 高明勇，新京報)（愛思想網站 2008-12-20）